凶恶

看电影时有三点不解：1.“先生”看上去很弱逼的样子，何德何能叫江湖好汉后藤心服口服听他摆布？2.既然后藤这么想报复先生，都不介意多背两桩杀人案了，那入狱数年内为什么迟迟不向警方或者其他媒体告发？3.后藤与记者多次会面谈凶案细节，狱警都有陪同记录但直到杂志社差不多要刊发了才牵动警方行动，那之前几个月的对话都不引起官方注意、说了跟没说一样吗？查了一下真实案件，疑点1、2得到解释。3大概要看书才行了……该案通称“茨城上申書殺人事件”，搜这个关键词就行。下页总结全面，有凶犯照片附时间表（后藤本尊长得比较像西田敏行）：http://subaru39.tripod.com/home/sagi/misizu.htmlhttp://blog.goo.ne.jp/kanayame_47/e/d88da680e4ac0abe190e6c55fe3f933b先生本名三上静男，流氓本名后藤良次。告发的整个事件在电影中得到重现。两人的交情比电影中给出的感觉要短浅得多，从相识到屡屡帮凶也就短短一年。1999年秋，后藤与先生经人介绍结识，穷黑帮后藤在先生照顾下有了钱，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因而感恩戴德（还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啊……），当年11月就发生了告发的前两起案件，2000年年中是第三起的保险金杀人案。现实中后藤被捕是因为两个案件：2000年7月30日“水户杀人事件”（茨城县警管辖），伙同小弟小野寺把另一个流氓丢到河里淹死。2000年8月22日“宇都宫公寓死伤事件”（栎木县警管辖），伙同包括小野寺在内的三人注射毒品杀害女子一名、重伤其男友及另一女子、致另一男子轻伤，随后放火离开。轻伤男子自行灭火。同电影呈现的略有不同。2000年8月30日，栎木县警逮捕后藤四人。等保险金案发后才知道当时后藤正要去问先生拿此前保险金杀人的报酬3000万。报酬就此没有给付。后藤入狱后先生只探过一次监。违约不给钱是后藤反水原因之一。真正的导火索是先生没有按照入狱前的约定照顾好后藤的小弟藤田幸夫，藤田于2004年10月自杀，次月消息传进狱中，后藤大怒，写信给先生说“跟约好的不一样”。2005年2-3月，后藤在狱中写申诉书踢爆未曾立案的三起杀人案，同时通过一名同新潮社记者有交情的狱友提出联系要求，3月转交信件到记者手中。电影中被先生挑拨枪杀小弟的事件是虚构的。理由确实差不多，但就解释不了告发延后数年的原因了。2005年3月16日，后藤在狱中初次会见记者宫本太一（1966年、和歌山县出身）。记者进行一系列调查，10月上旬将调查报告全部提交给茨城县警组织犯罪对策课。2005年10月17日，后藤的律师将揭发三凶案的申诉书交给茨城县警，同日受理。2005年10月18日，杂志《新潮45》11月号刊出报道《无人知晓的三起杀人——主谋逍遥法外！“凶恶杀人犯”的惊愕告发》。2007年，后藤又揭发了两件先生犯下的案子，但最终立案的还是只有保险金杀人一件。

犯罪作为最佳娱乐材料作者：佐藤忠男编译：独孤求大衣警察活跃其中的犯罪题材如今已在电影、小说、尤其是电视剧中层出不穷，原因恐怕得归结于我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犯罪当成了娱乐生活的最好材料而乐在其中。尽管现实中我们对犯罪抱着忌讳的态度，唯恐避之不及，不过当它一旦出现在虚构的娱乐作品中时，即便罪犯，也往往容易被写成具有值得同情之处的可怜人士，即便暴力，也散发着痛快的潇洒感。白石和弥导演的《凶恶》是一部断然拒绝融入上述大流的异色作品。犯罪也好暴力也罢，《凶恶》中的对二者处理直奔直奔可憎和不快而去，丝毫没有暧昧。所以无法把它归结到供人享乐的电影类别中。但此片同时又是有趣的，它的有趣在于触及到了真实深处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凶恶》可谓一部杰作。这种与真实同在的趣味首先体现在它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日，《新潮45》杂志社的编辑宫本太一收到了一封从监狱服刑犯人那里寄来的信件。犯人在信中控诉道：“我虽因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但绝不能容许那个指使我去杀人的男人逍遥法外，幸福度日。”接着这名犯人详细叙述了神秘男如何制定好一个个杀人计划让自己去执行的种种情况，并希望宫本将此事调查清楚后发表在杂志上。宫本去见了这名犯人后，为了证明后者的话是否属实，展开了一场跨越相当长时期的绵密调查，将警察没有识破的几起杀人事件告知警察，同时发表在杂志上，轰动一时。警察根据宫本的调查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被称为“老师”的男人，以“老师”所牵涉的一部分案件为证据立案，最终判处了这名男子无期徒刑。此事的经过在《新潮45》编辑部篇《凶恶——一个死刑犯的告发》（新潮文库刊）中有详细描述。这本书首先使人震惊于现实生活中竟然真能如此简单地瞒天过海，在警察不知觉的前提下展开连环杀人事件，而两个主要犯案者的杀人方式又再次令人咋舌，与我们见惯不怪的电影和电视剧全然不同。添加何物，为何添加电影《凶恶》的有趣自然有一部分来自于它忠实地将原著中的纪实性电影化了。但假如完全忠实原著，难免只能留下空洞与绝望。为了越过这道坎，影片赋予了记者的行动以新的意义。添加了什么，为什么要添加，让我们试着比较一下：对于告发者和“老师”，电影和原著都将他们描写成了恶徒，丝毫没有可怜或者酷的成分。尤其在电影中，皮埃尔泷饰演的死刑犯告发者和利利弗兰克饰演的“老师”具象化了二者的那种令人憎恶，没有同情余地的烦腻。我们有时候虽然会情不自禁地对电影中的恶党进行喝彩，但一想到他们在现实中也许真是这样的人，就变得忧虑不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情，是因为被他们所残害的受害者都是些无知者和失去判断力的老弱妇孺，只不过拥有部分土地房屋等财产，就被两个恶人所欺，直至杀害。观众心里会觉得这个世界多么黑暗。对如此黑暗的现实进行描写的作品还能成为娱乐商品吗？只有一条道路，强调受告发者委托，不惜暴露身份，对“老师”不为人知的杀人案件展开调查的原著作者的英雄性。影片的剧本由高桥泉与白石和弥导演共同创作，他们将这个纪实文学记者逼上了束手无策的境地，肩负告发真实恶人的正义感坚持调查，无暇顾及家庭而走到离婚的边缘，在杂志社里还必须用正义的主张去说服因证据不足而动摇调查立场的上司。这些将记者英雄化并使他走上与杀人犯做最后对决之路的情节都是改编阶段的创作。原著作者因为觉得这次调查是记者领域的大功劳，所以不太好意思强调个中辛苦滋味。改编者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扔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记者像被杀人犯们魅惑了一般卷入调查之中。当调查成了一个挖掘恶之无底洞的过程时，记者或许已经卷入其中无法自拔。改编者们以这种追问作为构建戏剧性的最终设定，将一篇残酷犯罪的纪实报道提升到拷问人的业的深度这一层面。而这，也是丢给我们这些没有休止地观看影视剧中犯罪题材的观众们的一个拷问吧。原载于《电影世界》2014第一期

1.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的亮点和主题。造成记者藤井内心崩溃和家庭关系彻底破碎的其实是平常人内心的“凶恶”。当你触摸黑暗，黑暗也会触摸你。藤井是个普通人，勤奋工作，照顾家庭，承担义务，但他拒绝将患有阿兹海默综合征的母亲送往医院，看似是亲情和孝道，但实际上这个行为充满残酷。对妻子是残忍的，对自己也是残忍的，对母亲同样是一种残忍。这种残忍被包裹在一层温柔的家庭观念和孝道的外壳下，最终内部腐烂，然后从内而外地崩坏。2.藤井的妻子温柔、体贴，近乎逆来顺受，但最终她对藤井说，“我早就开始打你妈妈了。”这是另一种凶恶的形状。当忍耐被逼迫到极限，人内心被压抑的恶就会释放，这是本能的自我救赎，但它毕竟是恶的一种，最终仍会伤人。3.最后这三分之一终于把对于恶的阐释转入内心层面。之前的部分，渲染着各种暴力犯罪的过程，显得过于漫画化。日本的“颜艺”真是一种奇怪的表现方式，太过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破坏了一切可能的冰冷和残忍，变得无比滑稽。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半部分是失败的。4.山田孝之演得并不好，或者说，导演白石和弥调教得有问题。他一直摆着一副典型的抑郁症表情，混沌、无望、如同行尸走肉。然后基本上毫无起承转合地变得歇斯底里，一个成熟的记者在回溯了几件暴力犯罪之后，突然失控，这并不合常理。当然，导演的意思是，他的家庭关系，母亲的病都已经严重侵蚀了藤井的内心，案件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一点并没有被交代清楚。5.罪犯须藤在杀人后会燃一根香，最终他在监狱中皈依了上帝。对于前一个举动，那是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所造成的，那不是信仰，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寄托；后一种举动却充满反讽意味。“经过牧师的反复推荐”才选择了上帝，然后面临死刑，他说“要活着赎罪”。生与死哪一个才是惩罚，在此处变得模糊，却很有意思。那首学着写的短歌，充满残忍的恶趣味。6.“老师”这个角色设置得比较肤浅。他是大脑，须藤是手脚。“老师”负责策划，须藤进行实施。用“老师”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一对互补的车轮”。“老师”利用须藤鲁莽无脑的性格特点完成了很多事情，但控制须藤的方式只是金钱，洗脑的部分没有被交代，其实那才是应该被着重明确的内容。对于须藤来说，“老师”是个催化剂，进一步为他注入了恶的物质。其实，须藤只是残忍，凶狠，恶却是个内心和精神概念，须藤这样的武夫其实至死都不太明白，什么叫恶。7.整个电影中最为罪大恶极的人其实是放弃那个老人的一家三口。他们老实本分，谨小慎微，但他们发现那个老头欠着重债，身患重病，他们就集体用沉默和纵容完成了一次死刑宣判。他们清醒地进行利益算计，亲情和人伦似乎并不存在。然后，他们还能平静地继续生活下去，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冰冷。这样的人就在我们周围，或许他们还没有做出真正的死刑宣判，但那些锋利、寒冷的恶意我们时常能感受得到。相比于“老师”和须藤，以及那些打家劫舍的小混混，这一家人最深刻也最完备地阐述了恶的核心。（文/杨时旸）

《凶恶》的冷峻让人后背发凉。豆瓣6.8分，看似平淡，但日本电影旬报十佳第三名、学院奖最佳男配角的加冕早已说明它的分量。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数字——我要说的是，这部片子让我看到了恶的传染性。木村孝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并非持刀夺命的肉体施暴者，却是“恶”的策源地。他利用老人的孤独、贪婪和信任，让须藤纯次替他杀人骗保。须藤是工具，木村是大脑。而记者藤井修一呢？他在调查中渐渐被恶的磁场所吸引，险些成为下一个木村。导演白石和弥没有给我们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爽快结局，反而让藤井在真相面前陷入混沌。但更让我震动的是，影片几乎每个角色都在喂养恶。受害老人的子女忽视父母，亲戚觊觎遗产，警察走过场，媒体追逐猎奇。木村只是那个把所有人内心的小黑暗汇聚起来的人罢了。让我想起现实中的后藤良次与三上静男案件。真实比电影更赤裸。电影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坏蛋——木村孝雄。可现实中，谁是恶的源头？是贪财的亲戚？是冷漠的社会？还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一点点自私？白石和弥的镜头毫不煽情，没有配乐催泪，甚至没有让山田孝之的演技大爆发。他让恶在平铺直叙中蔓延。当须藤在狱中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说出“我的人生就是个地狱”时，我忽然觉得，恶不是天生的，是被喂养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喂养者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