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集片尾的俄日语资料档案补充，实际上这是来源于苏联在1949年对侵华日军关东军战犯进行伯力审判的审讯档案材料。这批档案材料，是证实日军进行细菌战罪行的核心铁证之一，包括了多名战犯的供词，证实了日本细菌战是“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为研究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组织沿革，罪行详情以及战犯的认罪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这批档案解封事件就在这部剧播出前后。
中央档案馆官网截图
第一集开篇二条被带走，日军为掩盖其将马匹用于细菌实验的真实目的，伪造了这份文件，声称“二条”得了“滤过性病毒”，需要“强制检疫”，从而合法地掠夺了百姓的财产并用于其反人类罪行。
“滤过性病毒”一词指的是在20世纪初期，人们对“病毒”的称呼。在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前，科学家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病毒。当时区分细菌和病毒的主要方法是使用一种带有极细孔隙的细菌过滤器，人们将这些能够穿过细菌过滤器的病原体，统称为“滤过性病毒”。
为什么要用马做实验？1.
瘫痪敌军战斗力，破坏后勤与机动性，马匹在当时是各国军队，尤其是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重要的后勤运输和骑兵作战力量。通过制造针对马匹的烈性传染病（如鼻疽、炭疽），可以快速瘫痪敌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线，造成巨大的非战斗减员。第100部队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和制造针对牲畜的细菌武器，以达成上述目标。2.
人畜交叉感染与培养细菌，日军重点研究的许多病原体，如炭疽和鼠疫，都属于人畜共患病。通过在马匹等大型牲畜上进行实验，可以研究这些病菌在大型哺乳动物体内的感染机制、致病性、以及跨物种传播的危险性，从而更好地用于生物武器开发。 马匹等大型动物体积庞大，血液和组织丰富，可以被用作细菌的“活体培养皿”。给马匹注射大量细菌，能够高效地培养和增殖细菌，获取大规模细菌战所需的菌液或原料。将马匹固定在靶场，进行细菌弹的轰炸测试，用于检验细菌武器的杀伤力和有效性，评估不同病菌的致死率和传播效率。其中第100部队是专门的军马防疫厂，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是与731部队并存的、另一支重要的细菌战部队，二者是“恶魔兄弟”的关系。第100部队利用大量动物进行实验。据战后调查推算，他们当时每年繁育、获得的实验动物达几万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掠夺自无辜百姓的马、牛、兔等。
结尾偏脸子村民吐血长疮可能是什么病？炭疽是最有可能通过食用受感染动物肉类传播的烈性疾病之一，炭疽杆菌一旦进入人体，会在皮肤形成水泡，继而发展成黑色焦痂，即所谓的“恶性脓疮”或“毒疮”。如果通过食用被感染的肉类，则会导致肠炭疽。症状包括呕吐、腹痛、严重的胃肠道出血，严重者可能出现“吐血”症状。
第二集
开头拿飞机运雕像好像是致敬了费里尼《甜蜜的生活》。
荒川良平/陈汝平这个很值得说一下：荒川良平原本的中文名是陈汝平。他特殊的身份背景，决定了他在日军体系中的尴尬处境：他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在台湾被日本占据长达半个世纪的背景下成长。他从小随母亲到日本生活，接受日本教育，并被要求改日本姓名，完成了“日本化”的教育和生活.尽管他在日本师范毕业并任职小学教师，但在真正的日本人眼中，他始终是“外人”。只要户籍地暴露，他就会被轻视和蔑视。他在殖民等级链中处于三等地位，不会得到殖民者真正的信任。他主动申请跟随“满洲拓殖团”到东北，并非出于对军国主义的狂热，而是带着一种“搏一搏机会”的心态，试图在殖民扩张中找到融入日本社会的机会。这种身份的尴尬体现在待遇上，知道他底细的人事科官员对他傲慢，他连一套军装都没有，只被一个袖标打发。 他因具备彩色画画的特长和会说中国语的技能，被派遣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执行重绘地图的任务。地图考核通过后，他被要求给冻伤者画腐烂手脚的画像，这一幕的冲击让他直接呕吐，并多次出现恐怖幻想。这表明他的人性尚未泯灭，对自己所处的部队正在从事的恶行感到困惑和害怕。他的良知体现在对佟长富的救助上，当看到佟长富拉着新鲜苹果时，荒川良平的出现使佟长富免于被当成“杀人练手”的对象。剧集第二集结尾，满洲新娘向他求救，并展示了腿上的脓疱。他将如何处理这个求救，以及他作为有良知的华人，如何在反人类暴行中自处，是后续剧情的关键焦点。荒川良平这个角色，反映了在极端殖民和战争环境下，普通人的良知与求生本能之间的激烈冲突。尽管荒川良平不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但他身上却承载了多种真实的历史元素：荒川良平是台湾省屏东出生，接受日本教育的华人，对应了历史上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真实处境。他们被殖民长达半个世纪，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改日本姓名。他们在殖民体系中地位尴尬，往往被视为“三等公民”，无法得到日本宗主国公民的真正信任，即使他们前往伪满洲国寻求机会，也依然面临歧视和排斥。虽然“绘图师”这个工种是存在的，但荒川良平的“台籍”身份在历史现实中几乎不可能进入731部队的核心层：731部队是日本陆军的绝密，尤其是涉及活体实验的核心部门（如解剖室、特设监狱）。历史上，核心技术人员和研究员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大多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医学院）。 虽然日军在普通部队中会征用台湾人或朝鲜人（如军夫、翻译），但在731这种绝密单位，不仅要查三代，甚至连稍微有“思想问题”的日本人都进不去。编剧安排一个“台湾人”担任此职，是为了创造一个“局外人”视角。他既懂日语和日本文化（能进入体系），又是被歧视的“三等公民”（内心有反抗的种子），非常适合用来展现人性的挣扎。
《红蜻蜓》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日本童谣，旋律优美、情感抒情，表达对童年和故乡的思念之情。山田耕筰（1886-1965）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作曲家，被誉为“日本现代音乐之父”。
“满洲新娘”向荒川良平求救并展示腿上的脓疱，可能是日军
“跳蚤实验”的受害者，这极有可能是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鼠疫跳蚤）叮咬所致，对应的是腺鼠疫的早期症状，在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中，鼠疫跳蚤（吃过感染了鼠疫的老鼠血的跳蚤）是他们最核心、最臭名昭著的生物武器媒介。他们甚至专门发明了陶瓷细菌弹（石井式瓷炸弹）来空投这些跳蚤。被带菌跳蚤叮咬后，通常有2-5天的潜伏期（但在高浓度实验下可能更快）。叮咬处可能会首先出现斑疹或丘疹，随后可能发展为水泡或脓疱。如果病情恶化发展为败血症鼠疫，皮肤会出现出血点、坏死，变得黑腐（所谓的“黑死病”特征）。历史上，731部队为了获得足够的毒跳蚤，饲养了数以万计的老鼠，其“生产能力”极为惊人（一个月可生产数百公斤的细菌媒介）。
第三集满洲新娘“满洲新娘”是指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稳固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专门从日本本土（多为贫困农村）招募年轻女性，输送到中国东北，嫁给“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即日本武装移民）的女子。日本政府当时的口号是“把新娘送往大陆”，目的是让这些日本移民在东北“扎根繁衍”，永久霸占中国领土。这些女性在当时的宣传中被美化为“大陆之花”，但实际上她们是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生育工具和牺牲品。
《意志的胜利》是一部由里芬斯塔尔执导，于1935年上映的纪录片。它记录了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全国党代会。这部电影在电影史和政治传播史上都有着极特殊的地位：它既是纪录片制作技艺的巅峰，也是政治宣传的极致毒药。
“满映”的国策电影导演：当时在伪满洲国，有一个庞大的电影机构叫“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理事长是臭名昭著的甘粕正彦。满映制作了大量“国策电影”，美化日军侵略，宣扬“五族协和”。
哈尔滨郊外的“天理村它是日本天理教响应日本政府“向满洲移民”的国策，于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在哈尔滨郊外建立的“教派移民村”。 位于哈尔滨市郊外、松花江支流阿什河畔（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光明村天里屯，地名即源于当年的“天理村”）。它属于早期的“满蒙开拓团”（武装移民）形式之一。虽然名义上是宗教团体的农业开拓，但实际上是配合日军进行殖民统治、霸占中国农民土地的工具。历史上的天理村以及类似的开拓团村落，是大量满洲新娘生活的地方。天理村的建立过程伴随着对当地中国农民土地的强行收购和掠夺。历史上，随着1945年日军战败，这些处于哈尔滨周边的开拓团成为了最早被日军抛弃的对象。关东军撤退时并未通知或保护这些移民，导致天理村等地的日本平民面临苏军进攻和愤怒的中国民众的反击，许多人最终选择了集体自杀或在逃亡中惨死。
朝鲜籍的“满洲新娘”通过引入韩国角色，剧集将视野从“中日对抗”拉升到了“反法西斯/反殖民”的高度。 这意味着731部队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无差别暴行，整个亚洲都难逃魔爪。日本不仅在掠夺中国的土地，也在透支和榨干其殖民地的人口资源，引入这些国家地区的人，也展现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虚伪性。
第四集金平糖是一种日本传统的糖果，由冰糖在水中煮熟后加入小麦粉制作而成，外形非常独特，表面有许多小角，看起来像星星，是日本军粮中的标准配备，因为糖分能提供高热量，且能促进唾液分泌，缓解口干。
第四集新登场了蒙古人，为什么会出现蒙古人？这时候需要解释一下剧里一直出现的口号“五族协和”。“五族”在伪满洲国国旗（五色旗）上分别用五种颜色代表：黄色（旗面背景）代表满族（因为伪满洲国名义上是复辟清朝，以满族为中心，所以用黄色做底）；红色： 代表日本大和民族；蓝色： 代表汉族；白色： 代表蒙古族；黑色： 代表朝鲜族。
在第四集中，把五族人物集齐了，进一步补全伪满洲国的虚伪和731部队的无差别攻击。
其实日本为了拉拢蒙古人（以此牵制苏联和外蒙古），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如兴安省），但在细菌战面前，所谓的“盟友”瞬间变成了“活体媒介”。无论你是定居的汉人农民，还是游牧的蒙古人，只要在这片土地上，都逃不脱被毒害的命运。
被士兵驱赶的外国人是什么身份？
这个安排十分巧妙，更能看出导演对细节的把控，哈尔滨在当时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居住着大量的俄国人。他们的身份应该是“白俄流亡者”，大多是十月革命后逃离苏联的旧贵族、军官、知识分子及其后代。（从穿着上也很符合）他们失去了祖国（苏联不承认他们，他们也不认同苏联），在中国也没有公民权。这使他们成为了满洲国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没有任何政府保护的白种人）。再补充一点：
在731部队的受害者名单中，除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俄国人是第二大受害群体。
第五集为什么要在水里消毒？
跳蚤的跳跃能力极强。如果你只是拿喷雾器喷，跳蚤感到不适（或者仅仅是被气流惊扰），它会立刻跳走。这一跳，可能就跳到了没有防护的人身上，导致感染。将整个人（通常穿着防护服）浸没在药水池里，是为了利用液体的张力，让跳蚤无处可逃，直接淹死在消毒液中。衣服的褶皱、鞋底的缝隙、设备的死角，喷雾很难喷到。但只要泡在水里，药液就能渗透进每一个缝隙，确保没有一只带菌的跳蚤能幸存。那个池子里装的不是普通的水，通常是高浓度的来苏水或石炭酸溶液。这些化学物质在二战时期是日军最常用的消毒剂，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杀菌力。这种药水有极刺鼻的药味（类似老式医院的味道），在很多关于731的回忆录中，这种味道被称为“死亡的气味”。喷的东西是为了把空气中的灰尘和病菌“打湿”，让它们沉降下来，防止吸入性感染。
第六集后世整理 731 使用过的实验工具，五十年依旧会有危险吗？
鼠疫杆菌虽然致死率高，但它在环境中的生命力相对脆弱。如果仅仅沾染过鼠疫，在地下或库房里放了50年，上面的鼠疫杆菌早就死透了，不再具备传染性。但是731部队的实验通常是混合进行的，做鼠疫实验的场所或工具，极大概率也接触过炭疽杆菌，这才是考古挖掘和后世整理中最害怕的东西。炭疽杆菌在环境恶劣时，会浓缩成“芽孢”。这就像植物的种子，外面有一层极厚的壳，能耐高温、耐干燥、耐紫外线，甚至耐化学消毒剂。炭疽芽孢在土壤中或干燥的工具缝隙里，可以存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战后在对731部队遗址的挖掘和清理中，确实在土壤和碎片中检测出过疑似炭疽芽孢的残留。除了细菌，731部队还进行大量的化学毒气实验（如芥子气、路易氏气）和毒物实验（氰化物、砷）。细菌会死，但重金属（如砒霜/砷）和某些化学毒剂的残留物是不会“死”的。一把用来搅拌含砷毒药的勺子，哪怕过了一千年，上面的砷依然剧毒。如果是沾染了芥子气的土壤或金属，其分解产物在50年后依然可能灼伤皮肤或致癌。正因如此，现代在发掘侵华日军细菌战遗址（如哈尔滨平房区、长春第100部队遗址）时，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全套防护服。
这个绝密内容写的是什么？（大概内容）
昭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1941年7月22日）致作为大和民族精锐的你……生命是天理，死是归于神之理，感染者已经不再是人，而是
污秽的皮囊（穢れの袋），唯有
用火焰将其净化，才符合天理之意，也是展示对圣上（天皇）之道效忠的誓言。虽然残酷，但这是万邦的模范……请你
亲自率领村民归于神……以血与火的诚意，让灵魂回归皇国。此书阅毕即毁，不得泄露。
第七集川口见导演带的药是什么？
氰化物，剧毒物质，氰化物进入胃部后与胃酸反应，迅速阻断细胞呼吸，导致人在几分钟内因“内窒息”而痛苦死亡。
第八集
石井四郎真实存在吗？他不仅存在，他就是
731部队的创建者、指挥官，731部队在当时也被称为“石井部队”。虽然他身为中将指挥官，但他不仅抓行政，还亲自领导核心研究。他拥有最高的医学博士学位，却将所有的才智都用在了如何高效杀人上。他亲自设计了用于细菌战的“石井式滤水器”（最初用于以此以此骗取经费和信任）和“石井式陶瓷细菌弹”（用来空投鼠疫跳蚤）。最令人愤怒的是，日本战败后，石井四郎
没有受到审判。他用731部队多年积累的
活体实验数据（冻伤、鼠疫数据）作为筹码，与美国进行交易，换取了自身的免责。1959年10月9日，67岁的石井四郎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因
喉癌去世。作为一个曾经为了所谓“医学研究”把无数人的喉咙切开、或者逼迫受害者吸入毒气观察反应的战犯，他自己最终却死于喉咙的绝症。据记载，他在死前因为喉癌手术失去了声音，在痛苦中度过了最后时光。
拓务省
它是大日本帝国政府于1929年设立的中央行政机关，专门负责统辖和管理日本的
海外殖民地（当时称为“外地”）。包括
朝鲜、
台湾（中国）、
桦太（库页岛南部）以及
关东州（大连、旅顺等地）。它的主要工作包括监督殖民地政府、推行移民政策（如满蒙开拓团）、以及管理殖民地人民的流动。
毒害银行的人有原型吗？
其实应该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日本，而且这起案件是战后美国掩盖731罪行交易的一部分。
1948年（日本战败后）“帝银事件”1948年1月26日，东京帝国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椎名町支店。下午关门前，一个自称是“厚生省防疫官”的中年男子走进来，声称附近爆发了痢疾，要求所有银行职员喝下“预防药”。男子拿出一个以此吸管，亲自演示了如何将药水吸入、含在舌头下。他的手法极其娴熟，完全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医。16名职员毫无戒备地喝下，几分钟后痛苦倒地，
12人死亡，凶手抢走少量现金后消失。当时的调查很快就发现，这绝不是普通强盗能做到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日军秘密部队：他们喝下的实际上是一种名为“丙酮氰醇”的特殊毒剂。这种毒药正是二战期间由陆军登户研究所（第9陆军技术研究所，731部队的兄弟单位，专门研究毒药和伪钞）秘密开发的。本警方最初的调查重点全是原731部队和登户研究所的成员。他们甚至锁定了一个名为班长的军医中佐（有一说是石井四郎的部下）。就在警方即将查到731部队头上时，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 突然叫停了对军方背景人员的调查。当时美国正在与石井四郎进行交易（用实验数据换取免责）。如果731部队成员在战后用军用毒药抢劫杀人的丑闻曝光，美国“包庇战犯”的交易就会露馅。在GHQ的压力下，日本警方被迫转移视线，抓了一个叫平泽贞通的画家。虽然证据漏洞百出，但他被强行定罪判死刑（但一直未执行，最终老死狱中）。
押花会
庄家一共设36门（也有37门的说法），每一门对应一个古人名字（通常是对应三十六天罡或具体历史人物，如“林冲”、“武松”等），或者是某种动物/神像。庄家每天早上把这一期要开的那个“名字”或者“图案”写好，封在罐子里或挂在房梁上（这叫“封筒”）。实际上，很多赌场都有机关，或者竹筒是特制的（双层），庄家可以根据哪一门押的人最少，在开奖前悄悄替换里面的名字。
庄家不会直接告诉你开谁，而是给一句模棱两可的诗，票上印的那两句诗在行话里叫“花题”或“字花诗”。比如诗里提到了“银灯”、“长更”（夜晚），赌客就要去猜：这暗示的是哪个古人？是夜奔的林冲？还是月下的貂蝉？赌徒们拿着钱去“字花厂”或者找代理人（被称为“车夫”或“跑腿的”）买票。到了下午或晚上规定的时间，举行隆重的开奖仪式。众目睽睽之下，庄家把房梁上的竹筒取下来，或者当众砸碎罐子，取出里面的纸条，大声宣布今日的“花魁”（中奖名字）。
赔率通常是1赔30左右。看起来很高，但因为有36个门，庄家从概率上就已经稳赚不赔了，赢了的人还要被庄家抽头。
第九集
这是什么药，能治那些病吗？GASTRO-ENTERIN（治“胃肠炎”或帮助消化的药）DUBLIN LABORATORY（都柏林实验室）抽屉里的其他东西（安瓿瓶）依稀能辨认出日文片假名，有的看起来像奎宁，治疟疾的，盐酸类药物，通常是止痛或麻醉用。这满满一抽屉，是一个标准的军医急救/保健药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神药，即便对于军队也是极其珍贵的，但却治不了鼠疫和炭疽。假设里面有能治鼠疫的磺胺类药物（如磺胺噻唑、磺胺嘧啶），更多是以药片或粉末的形式存在，装在深色的玻璃瓶里，而不是这种用于注射的玻璃安瓿瓶。
第十集
在伪满洲国时期（尤其是哈尔滨这样的国际化都市），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乱导致通货膨胀严重，民间的货币信用体系极度混乱，这种“路边换汇”的黑市商人（当时俗称“倒爷”或“钱桌子”）应运而生。根据图片中钞票的特征，那可能是一张德意志帝国时期的“20马克”纸币。当时哈尔滨有大量流亡的犹太人、白俄和各国侨民，因此这种欧洲老货币在黑市上有流通（虽然不如美元硬通货值钱，但也是真金白银）。在当时，美元（美金）是真正的“硬通货”，老百姓最认这个，因为伪满洲国的票子（满洲币）天天贬值，只有美金能保值。托盘右下角那张写着“10”和俄文“ДЕСЯТЬ”（十）的，是沙俄或苏联时期的卢布，在哈尔滨，卢布曾经是通用货币，被当地人称为“羌帖”。“羌”： 在旧时东北方言中，有时用“老羌”或“羌子”贬称俄罗斯人（源自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后特指俄国人）。“帖”： 指帖子、票子，即钞票。合起来就是“俄国人的钱”。在清末民初，它是哈尔滨事实上的“官方货币”，比中国自己的银两、铜钱更通用。在哈尔滨的黑市和“钱桌子”上，羌帖分很多种，价格天差地别：
老羌（罗曼诺夫票）：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时期发行的卢布。做工精美，票幅很大，有沙皇头像或双头鹰标志。早期信誉最好，含金量高，是硬通货。很多老一代闯关东的人，把辛苦钱换成“老羌”藏在墙缝里，以为能传家。
新羌（克伦斯基票）：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发行的卢布。滥发严重，贬值极快，信誉远不如老羌。
霍尔瓦特票：由当时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在哈尔滨滥发的纸币。属于典型的军阀割据货币，最后也是一地鸡毛。随着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倒台以及随后的苏俄内战，卢布迅速崩溃。那些藏在家里的一箱箱“老羌”，前一天还能买几头牛，后一天可能连个火柴盒都买不起。据统计，仅哈尔滨一地，中国百姓手中持有的羌帖就达数亿卢布。当它变成废纸时，无数商号倒闭，百姓破产自杀。所以说钱币的发展也暗暗对应时代的发展，羌帖的兴衰史，就是一部东北人民的血泪史。
诺门罕战役（哈拉哈河战役）中的细菌战：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蒙古军队在边境爆发了激烈的诺门罕战役。日军在常规作战中被苏军（朱可夫指挥）的坦克集群打得节节败退。为了挽回败局，石井四郎（731部队长）主动请缨，派出了一支名为“敢死队”的特种分队。他们将
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等共计22.5公斤的细菌培养液，偷偷倒进了苏军的水源地（哈拉哈河上游）。苏军有严格的供水管道和净水设备，几乎未受影响。反倒是下游的日军士兵，因为缺乏饮水纪律，直接喝河水，导致上千人感染痢疾、伤寒和霍乱病死。这是一次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失败战例。当时朱可夫指挥的苏蒙联军，虽然是在远东作战，但其后勤保障非常现代化，不仅有坦克大炮，还有专业的野战供水部队。苏军前线纪律严明，且装备了大量的给水车和净水设备。他们从后方打深井取水，或者对河水进行严格净化煮沸后才饮用。苏军甚至在阵地上铺设了简易的输水管道，直接避开了被日军污染的地表河流。731部队倒进去的那22.5公斤细菌，大部分随水流冲走了，剩下的被苏军的净水系统过滤掉了。据战后解密资料，苏军因喝水染病的案例微乎其微。反观日军自己，却成了这场生化袭击的最大受害者，上演了一出“回旋镖”惨剧：日军前线士兵缺乏严格的饮水纪律，加上后勤补给线被苏军切断，很多士兵渴急了就直接去哈拉哈河下游打水喝。731部队投毒属于绝密行动（特务机关主导），很多下级日军官兵根本不知道上游被自己人投了毒。结果导致日军第23师团等前线部队爆发了大规模的
伤寒、痢疾和霍乱。据统计，日军因病减员高达
1300多人，甚至有数十人直接死亡。
第十二集
这个ABC委员会是什么？“ABC企画委員会”，这个组织的全称应该是
“ABC企划委员会”，在国际军事和反战语境中，ABC通常指代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A：Atomic（原子/核武器，如广岛长崎）B：Biological（生物/细菌武器，即731部队的罪行）C：Chemical（化学/毒气武器，如516部队的遗留毒气弹）“ABC企划委员会”是由日本民间人士组成的，旨在揭露日本在二战中这三种反人类罪行（特别是B和C）的真相，并组织相关展览和集会。
他们是谁？这群穿黑西装、戴袖章的人，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街宣右翼。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大声就是正义，暴力就是爱国”。他们并不打算在法庭上辩论法律，而是通过捣乱、恐吓、噪音干扰，试图让原告团感到恐惧而闭嘴。暴徒头上的头巾，这种中间有红日（日之丸），两边写字的头巾，是二战日本士兵决死冲锋前的标配。这种头巾上通常写着“七生报国”（意为转世七次也要报效国家，是神风特攻队常用的口号）、“尊皇攘夷”或“神风”。他们带着这样的头巾，其意图不言而喻。袖章把“日本旭日旗”和“纳粹万字”缝合在一起，这种设计在现实的日本右翼团体中不算是最主流的标准旗帜，把这两个符号叠在一起，是在招魂二战时期的“德意日轴心国同盟”
。这群人不仅崇拜日本的战犯，同时也崇拜希特勒。这是一种“双重法西斯”的表态，意味着他们推崇的是极致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和对外侵略。导演让这群暴徒戴着这种“缝合怪”式的袖章，是为了给观众最直观的视觉冲击：这群人是彻头彻尾的恶魔。
石井式陶瓷细菌弹为什么要用“陶瓷”做炸弹？最初，日军尝试用普通的钢铁外壳装细菌。但实验发现，钢铁炸弹落地爆炸时会产生高温，瞬间就把里面的细菌和跳蚤烧死了一大半，杀伤力大打折扣。石井四郎想到了用陶瓷，陶瓷落地或者在低空引爆时，外壳极易破碎，只需要很少的炸药就能炸开。因为炸药少，不会产生高温，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里面的细菌和跳蚤活着散布出去。731部队在实验室里大量繁殖老鼠和跳蚤，让跳蚤吸食染有鼠疫的老鼠血，变成“带毒跳蚤”。为了让跳蚤在炸弹里能活下来（比如高空投掷时的气压和缺氧问题），他们甚至在里面加了氧气和棉絮。这种炸弹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历史上，日军确实在中国的宁波、常德、衢州等地使用了这种陶瓷细菌弹进行空投。造成了当地鼠疫大流行，无数无辜平民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甚至在日军投降后的很多年里，这些地区依然深受“烂脚病”和余毒的折磨。
第十三集安达特别演习场
实际上在试验场上发生的事情比剧集里更惊悚。实验场位于哈尔滨平房区本部西北约120公里的安达县，根据战犯供述（如筱冢良雄、川岛清），安达实验场的布置通常是这样的：日军将几十名“马路大”（中国或苏联被捕者）押送到空旷的草地上，受害者被绑在打入地下的木桩或十字架上。这些木桩往往按照同心圆或扇形排列，受害者分布在距离爆炸中心不同远近的位置，以便收集不同距离的杀伤数据。有时会让一部分人穿厚衣服，一部分人裸露皮肤，甚至只露出臀部或腿部，来测试细菌穿透衣物和皮肤的能力。实验结束后，这些还没死的受害者会被全副武装（穿防毒服）的日军运回平房区本部的实验室，军医们会每天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记录体温、症状，最后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进行活体解剖，以此来评估这种炸弹在战场上的实际杀伤效率。《金子顺一报告》它详细记录了1940-1942年间，日军在安达等地通过空投陶瓷细菌弹，对不同距离的人体靶子造成的杀伤效果。报告里甚至有“每平方米落下的带菌跳蚤数量”这种精确到变态的数据。
第十五集
“日美谅解方案”指的是二战前夕（1941年）日美谈判中一份极具争议的草案，这个方案的失败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的关键转折点之一。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场“乌龙”外交的结果。当时日美关系极度紧张，日本想要美国的石油，美国想要日本退出中国。为了避免开战，双方都在寻找接触机会。这个方案并不是美国政府（罗斯福或赫尔国务卿）正式提出的，而是由两名美国天主教神父（沃尔什和德劳特）与日本特使（岩畔豪雄大佐，也是参与建立731部队的关键人物之一）在私下里草拟的。内容是：美国恢复对日石油出口，美国协助日本与蒋介石政府媾和（变相承认满洲国），如果美国卷入欧战，日本不需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不一定要打美国）。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误以为这个“私下草案”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提案，于是兴冲冲地发回东京。日本政府一看条款这么好，以为美国服软了，大喜过望，立刻回电表示同意。当野村大使拿着日本政府的“同意书”去找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时，赫尔一脸懵。因为在美国政府看来，根本不存在这个方案。赫尔随后扔出了美国政府的真正底线（即“赫尔四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不干涉他国内政，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不得以武力改变现状。所谓的“日美谅解方案”被美国官方彻底否认和拒绝。日本军部（特别是东条英机等强硬派）认为美国是在耍弄日本，既然外交走不通，石油又被切断，那就只能“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随着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且预感到与英美作战的艰难，日本军部对“决战兵器”（如石井四郎的细菌弹）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和疯狂。这为后面加大731部队的投入、进行安达实验埋下了伏笔。正是因为外交妥协（日美谅解方案）的失败，日本为了获取石油只能选择开战；而为了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赢得这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他们才疯狂地押注于“廉价、高效”的恶魔武器——细菌战。在1941年之前，731部队虽然已经在搞人体实验，但规模和紧迫感还没那么极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是731部队走向疯狂的分水岭。正因为要准备对美作战（或者防备苏联进攻），731部队在1941年后大大加快了实验进度。他们不仅要用细菌杀中国人，还专门针对高寒地区（防苏）和热带地区（针对东南亚美军）进行了大量不同环境下的细菌生存测试。
第十六集
土屋公献（1923—2009） 是日本法律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曾任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这是日本律师界的最高职位）。他不是普通的小律师，他曾是日本律师联合会的会长。以他的地位，本可以安享晚年，享受极高的社会声誉。他年轻时也曾被征召入伍（海军主计科），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这让他终身抱持坚定的反战、和平主义立场，坚决反对日本修宪和军国主义复辟。1997年，当王选决定起诉日本政府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钱，不懂日本法律，没人敢接案子。70多岁的土屋公献站了出来，他组建了“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并亲自担任团长。在他的号召下，200多名日本律师加入了这个辩护团。这是一场注定要打很多年的官司，但土屋公献决定：全员义务辩护，不收中国受害者一分钱律师费。他不仅不收钱，还自掏腰包支付调查费用。为了取证，他多次自费带领日本律师团来到中国，深入浙江义乌、崇山村，湖南常德等地。您能想象一个日本老人，踩着烂泥路，握着那些烂脚老人的手，听他们哭诉当年的惨状吗？土屋公献的律师事务所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恐吓信，甚至有右翼分子扬言要杀了他。他的立场让他失去了一些商业客户和所谓的“朋友”，但他毫不在意。他曾坚定地说：“为了日本的荣誉，必须承认事实并谢罪。 一个不敢正视历史错误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虽然这场诉讼最终在赔偿金问题上败诉了（因为日本最高法院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但在土屋公献和王选的努力下，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史无前例地在法律层面认定了731部队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这意味着：
日本司法系统被迫承认了那段历史是真实的，这是从谎言中抢回来的巨大胜利。
“萨摩藩”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的摇篮之一，位于日本九州岛的最南端（现在的鹿儿岛县）。萨摩自古以来就以尚武著称。这里的武士被认为是最勇猛、最顽固、也最讲究“武士道”精神的群体，日本剑术中著名的“示现流”（强调一击必杀、怪叫）就源自这里。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中，萨摩藩的武士（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推翻幕府、建立现代日本帝国的核心力量。在二战前的日本军队体系中，素有“萨摩之海军，长州之陆军”的说法。虽然陆军更多由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把控，但萨摩籍的军官依然代表着一种极其传统的精英阶层。作为一个出身由于“武士世家”的人，背叛军队、揭露罪行对他来说是双重的背叛——既背叛了国家，也背叛了家族和祖先的荣耀，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如此痛苦和纠结。
德田球一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总书记，在二战期间（1928年-1945年），德田球一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视为“国贼”和“极其危险的赤色分子”。他整整被关押了18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才被盟军释放出狱。在伪满洲国或战时日本，如果你敢“给德田球一筹款”，这在当时属于“违反治安维持法”的重罪。新日本文学会成立于二战刚结束后的1945年12月，是由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左翼作家）组成的文学团体。他们主张文学家应该反思自己在战争中是否充当了军部的吹鼓手（如之前的“笔部队”）。继承战前被镇压的“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反对天皇制，主张为人民写作。后面几集没有需要再补充的了，剧情已经很完善了，感谢大家支持，更感谢大家看到这，希望我的补充对你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