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前篇

「昭和64年」，不是电影原名。濑濑敬久导演的这部电影，分为上下篇，浩浩汤汤四小时，但片名只是一个看似素淡的数字——「64」。1989年，也就是昭和64年，随着裕仁天皇离世，昭和年代的最后一年，只逗留了七天。而在这匆匆七天内，群马县发生了一起幼女绑架案，结局以罪犯漏网、幼女惨死收尾。举国迎接崭新的平成年代降临之际，这起代号「64」的案件，自然很快湮没于大众视线之外。 这就是片名的一语双关，但电影的主要篇幅，并未囿于这七天。影片讲的是，「64案」如何在此后漫长的十四年，让一些人永远留在了昭和64年，止步不前。 「大于一」的图谋《64》是日本推理作家横山秀夫的小说，也是电影改编的来源。相比濑濑敬久，横山秀夫倒更似此片的「第一作者」，因为原作足够优秀，留给濑濑敬久的发挥空间不大。 全片覆着一片灰冷色调，契合故事沉重的步伐，此外无甚别致的风格。导演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合理删减小说情节。从结果看，上下篇叙事节奏得当，导演还在下篇后半段塞入了一段原创情节，强化主题。说回横山秀夫。他没有东野圭吾、京极夏彦、宫部美雪那么闪闪发光，却领受了「一笔入魂」的最高褒赞。横山秀夫写社会派推理，这一脉的前辈——比如松本清张、森村诚一都是中国读者熟稔的，他们笔下更关心的，是为何杀人，而不是如何杀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下，人心怎样地一点点委顿，甚至崩坏。 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有一个说法，「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小」与「大」，也是横山秀夫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国家、制度、组织，是「大于一」的，轰然碾压而来。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庶民、个体是「小于一」的，微如纤尘。 《昭和64年》里，自然还有横山秀夫常常写的警界内幕。十四年前的「64案」，因为录音设备突然故障，错失了唯一能记录绑匪声音的机会，但瞒藏这一污点却成了历任刑事部长不变的目标。十四年后的今天，「64案」逼近最后时效，东京长官欲下访群马县，督促警方全力侦办，但这只是门面功夫，实质是要趁此撤换刑事部长。 「即便『64案』完结了，刑事部也不会得到祝福」，这是男主角三上发出的一句慨叹，出现在电视剧版《昭和64年》中，但被电影版舍弃了。这正是最可怖之处，警方各路人马以「64案为」猎场，瞄准的却只是自身利益。至于真相与凶手，为了组织的运转，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小于一」的境遇那么，《昭和64年》里，那些「小于一」的存在，又是怎样的境遇？ 雨宫，「64案」被害幼女的父亲，永远活在了昭和64年。这个角色，类似横山秀夫处女作《罗宾计划》里的刑警沟吕木，后者因为眼睁睁看着三亿元事件的最大嫌犯无罪释放，人生的指针就此停摆在了十五年前。 这是横山秀夫最爱描写的境况，时间无法减淡伤痛，但记忆却没能坚固不催。雨宫说，「我对女儿的记忆渐渐模糊，只留下一颗没有着落的心。」 失职的警方，不曾向雨宫递出应有的道歉。雨宫就靠自己的笨力气，为女儿讨公道，就像《砂器》里跑断腿的老警察，有着日本人那种典型的执著与坚毅，令人敬服。 三上，原刑警，却被发配到了宣传部，成了与记者打交道的新闻官。这是一个不怎么常见的警察形象，虽然内心深处沸腾着一颗警魂，但而今身为文官的他，被刑事部看低，也被长官嫌弃。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是告诉人们何为警察，不是为组织忠心耿耿卖命，也不是破案就足够了。 触发三上成长的，是一桩交通事故。肇事者是公安委员的千金，上级勒令三上向记者隐瞒肇事者的身份。三上慢慢发觉，宣传部与记者之间，不应是持续的斗争，而是彼此信任，因此，他最终违逆命令，公布了肇事者讯息。但不止于此，他还向记者们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这个老人就是事故中的死者。记者们其实并不对这个老人感兴趣，一如昭和64年时的前辈们，眼里只有「大」新闻，比如天皇病逝，比如肇事者的官家背景。但三上终于看见了，看见了每一桩案件背后，都关乎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 与此同时，当年参与过「64案」，如今遭遇女儿失踪的三上，开始懂得以另一种眼光审视雨宫，不是警察与受害者家属的关系，而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去对待另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雨宫。基于这层蜕变，三上成了「64案」后，雨宫开始信任的第一个警察。 如你所见，三上是父亲，雨宫也是父亲，电影里还有另两个父亲。一个是「64案」搜查班成员幸田，为声张正义却遭组织打压，不惜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个是「64案」真凶，让他最痛苦的，不是被逮捕，而是在女儿面前被逮捕。这段情节，正是编导的原创，强调了罪犯身份之外的父亲属性。电影「昭和64年」的推理成分并不重，甚至在推理情节的布排上，尚不如电视剧版来得悬念迭起。这是社会派推理一直遭人诟病之处，但比较本格派，社会派推理的长处，是为人物赋予了更真实的血肉。 回头看「64」这个数字，它的背后，是破碎的家庭，失意的父亲，卑微的警察，腐败的官僚，堆叠着「小于一」的伤楚，「大于一」的漠然。这已经不是用一个推理标签，可以涵盖的了。 原载「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