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

“2009年，超过400个人离开了他们日常的生活，回到前苏联时代。”

上述文字，来自一场从电影出发、最后却以极其诡异的方式突破电影概念的世界首映。常有人戏言想去“平行世界”，但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目前还只能存在于疯狂的设想之中，可是世界之大，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平行世界”。尽管这也很疯狂，但这不是玩笑。

一周前，2月17日，巴黎刚刚结束一场恐怕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工程最庞大、最难以想象的影像展映——在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另外两个剧院里，人们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个被复制还原的前苏联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请注意，这个“前苏联社会”是真实存在于21世纪，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某个地区，仿佛前苏联遗留的一个幽灵。而处于其中的人们，与其说他们是在表演，不如说他们是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平行空间。如此浩大的实验性项目，只因为当初的一个电影计划，它有一个相当简洁的名字：《DAU》。当然这个电影计划早已“变质”，有人形容它为“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人类学社会实验。

01. 一座“幽灵城”隐秘的诞生准确说，DAU不是一部影像，而是一场视觉呈现，取材自上述那个“前苏联社会”复制品历时三年的资料记录。据DAU官网介绍，这一项目，目前已累积700小时的影像素材、250万张图片、4万件衣物、8000小时的声音素材、4000份文件资料。此次巴黎展映，也许只是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也许这些资料所记录的，也只是DAU这个前苏联复制品的冰山一角。

DAU的展映计划，还有接下来的伦敦、柏林两站，另外据说电视剧、纪录片，甚至可能包括发行最初构想的电影，也都在未来的计划中。回到这些资料、这些计划的起点——2009年，有超过400个主要演员和10000名的参演者，离开现实生活，来到这个“前苏联幽灵城”——斯大林时期一个巨大、封闭、独立，犹如小型社会的秘密机构（下文统一以DAU代称）。在这样庞大的人员构成中，大部分人却都不是真实的演员——他们从世界各地被招募来，其中有真实的艺术家、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有街道清洁工、酒吧工作者，甚至臭名昭著的罪犯。

官网信息显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David Gross参演，其角色为1956年在此举办的国际科学大会的参与者

他们隔绝与外界的交流，成为“苏联公民”，基本上都会被赋予和DAU之外一样的身份——清洁工仍是清洁工、服务员仍是服务员、学者仍是学者，甚至罪犯、党员、巫师、纳粹。他们工作、生活、发展友谊、坠入爱河、诞下新生儿、接受前苏联的制度管辖，经历1938-1968年前苏联的变化——项目虽只持续三年，但DAU内部也有自己的“时间”。

参演者扮演“1952年”的店员

然而一开始，你能想象这浩大复杂的工程，初衷只是想拍一部简单的传记片？豆瓣上的相关条目早已过时、却记录了导演最初构想，译为《列夫·朗道》。

列夫·朗道，一位天才型前苏联物理学家，Dau其实就是他的昵称。他在理论物理的诸多领域都有非凡成就，1962年曾获得诺贝尔奖，也是那一年，因为一次严重的车祸，他的身体与智力都受损，到1968年时，终因恶化而去世。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原本只是想拍一部关于他最后30年的电影，这个影视计划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

Dau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此剧照出自原构想的传记片素材

于是为了长期的拍摄，开始建造起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大布景，尽可能地还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环境——也就是复制了当时一个位于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机构。只是到了2009年这个复制品完成时，这庞大的项目也开始走向一个始料未及的野心：在完成一年拍摄后，导演干脆放弃了传记片的初衷，专心于眼前这个“前苏联社会”。02. 复制品可以有多逼真？2012年以及之前，此项目都还有见诸报端，那时大概以为总快要完成上映了，国内《南方人物周刊》上也能找到一篇相关文章，可是之后，消息沉沦，DAU似乎隐匿不见了。自从导演转变目标，DAU便从一个影视拍摄场地转变成了一个滞留在20世纪、隔绝于现实世界、实际存在并运行着的“平行世界”。

直到距离开始拍摄的2009年近乎十年后，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这25天时间里，我们这些“局外人”才终于有机会在巴黎真正亲眼目睹这座传闻已久的“幽灵城”。有意思的是，进入剧院参观DAU影像，你所需要的门票也不叫“门票”，他们管它叫Visa，签证，分为三种：6小时、24小时、无限制。获得后两种签证，你还需要特别通过一项心理测试。这倒算不上是为了这次展映特别想出来的点子，因为实际造访DAU，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护照”，审核、入关。项目拍摄期间，能够获得过许可进入DAU探访的记者，屈指可数。而外界的大部分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隐秘的存在。

如前所述，这个苏联复制品启发自Dau最后30年工作生活的秘密机构，这里设施齐全、秩序井然，近乎一个封闭独立的生活区。机构内部，复古的建筑、装饰、衣着、生活用品，都真实复制于苏联，乃至发型、食品包装、香烟牌子等等，都会照着1938-1968年的时间推进而有相应的更新。同样，这里似乎进行着真实的商业活动，人们用卢布交易。有参与扮演者试图在这里使用自己从苏联时期留下的卢布，结果被判为“使用假币”。

我们可能会把DAU想象成一个“老大哥”式的生活区，其实完全不是。这里没有到处装着隐藏的监视器，也没有片场可见的沉重繁多的摄影设备，事实上摄影团队只有三个人，他们会在随意漫步时记录下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而这也仅仅只是占用了DAU的一个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时光，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不会被观察、被拍摄。

2011年，当苏格兰一位制片人Eddie Dick要跟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谈论一个新项目时，他被允许进入DAU，当时，按照DAU的时间，已是1953年。进入之前，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着合时的服装，剪短头发，还会得到“护照”和一些卢布，并被审问来访目的。但是进入DAU之后，在Dick造访的全程，他都没有看到拍摄的进行。Dick描述说，有警卫在行进，有人在喝咖啡，人们各自干着自己的事。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与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拜托，这是在搞什么鬼！你会发现，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只管顺其自然了。”

Dau的妻子Nora

03. 是现实还是造作？尽管我们知道了DAU项目的具体内容，但许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比如“真实”和“楚门秀”被同时用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再比如，我们知道电影里的楚门是被蒙蔽的，这里的人们却是出于自愿。就在巴黎展映开始没多久，英国《卫报》发布了一篇详细介绍DAU的文章，作者Steve Rose表示，由于2019年的展映计划，他在多年的“无效请求”之后终于被应允可以采访导演，在此之前，他被要求先观看13部DAU影片中的至少四部——这13部正是剪辑自前面提到的7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在Steve所观看的四部影片中，前三部相当于Nora的三部曲，第一部是Nora的母亲来机构看她；第二部是Nora与Dau，及Dau的旧情人Maria之间的纠葛；第三部则发生在十多年之后，那时Dau已近乎卧床不起的状态，他们的儿子已成长为一个古怪的男孩，Nora感到无聊而孤独。

此为“1968年”Dau与妻儿。Dau由首席指挥兼剧团艺术总监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罗斯演员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亲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实的母亲。

在第四部影片里，Steve看到研究机构的看门人喝醉酒，看到一个老夫人呕吐，而影片相当大一部分是两个男人在某个夜晚温柔又笨拙的性爱、身体与言语的侮辱。根据Steve的形容，这些，都不像是演出来的。然而所有这些影片，即吸引人又无聊，对话冗长又凌乱，几乎未经剪辑，其间的情感却又如此生猛、令人信服，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玛95的电影。道格玛95是一场由拉斯·冯·提尔等人发起的电影运动，旨在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或者如果你看过拉斯·冯·提尔的《白痴》，大概也能捕捉到一点Steve的观感体验。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也就是说，在DAU内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绎Dau生平最后30年机构内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时又都尽可能真实地生活着。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这就像一份真实可见的、活着的档案记录。

巴黎展映其中一个剧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的艺术总监Ruth Mackenzie说，“我100%确信，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将来会被载入巴黎、艺术、科技、电影的历史。”已回归现实身份的Teodor Currentzis，Dau的扮演者，如此描述这种表演体验：“关键是，如何同时成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可即使如此，在那些资料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相当惊人的东西，比如——以访问学者角色进入DAU、穿着50年代服装的知名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正在进行一场萨满巫师主持的洁净仪式；

或者一名警员正在监狱房间里折磨一个裸身、流泪的女子，此处不展开细节，但可联想到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在6天后被迫结束，而DAU持续了至少两年……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04. 是噩梦还是乐园？

在导演所制造的那种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暧昧里，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恐惧、焦虑、自大，我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它会激活你内部或强或弱的某一面。

DAU的“执行制片”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如此说。当被询问关于监狱那一幕时，她的回答是：她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权利，这一切其实还是表演。“她（照片中裸身的女子）知道她可以停止，每个人只要说一声‘这个我应付不了’，就可以停止，但她选择了继续置身其中。或许是为了寻找另一面的某种东西。”当然，Steve表示，由于无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证，这段说辞真实与否也只能见仁见智了。另外根据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生活在DAU内部，他有绝对的自由，尽管他也会害怕被克格勃逮捕，也会感到不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会感到这种不安。”（注：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KGB或克格勃，1954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项目进行的三年间，他约有一年时间是在拍摄影片，其余两年断断续续地待在“机构”里，吃饭、睡觉、生活，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星期，当他或其他人离开时，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时空，现实世界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布景。

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让他们决定是留在那里还是回到“未来”，他们会选择留下。

实情确如Teodor所言吗？也许不尽然，许多参与者都不愿与Steve交谈。有传闻说有人搬到乌克兰，在DAU住了几个月，甚至更久；也有人来去很快，认为这个极权主义的地方已经转变成压抑黑暗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导演对性和权力的享受。至于导演本人，则认为DAU不仅仅只是一个苏联社会的复制品，它同时也在折射现实。在苏联、在DAU，人们会自愿服从极权主义，但这一点，其实今天的我们更明显，比如今天我们对手机的趋之若鹜。

手机这些东西知道我们什么呢？其实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透明的世界，但我们拒绝承认，这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但是拒绝承认正在一个运动的星球上移动。

尽管如此，有一点他是坦承的，那就是在DAU这样一个架空的地方，人类的行为得以释放，而在现实生活里，通常你不敢做得太过，因为要承担的代价太高了。对此，制片Martine的说法是，DAU是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显微镜。

05. 是魔鬼还是天才？为什么会复制这样一个苏联社会？这多少与导演本人的成长背景和苏联情结有关。作为家中独子，赫尔扎诺夫斯基生长于莫斯科一个充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环境下。他的父亲是一名享有声望的导演，1968年他执导的《玻璃琴》成了苏维埃政权下的第一部被禁电影；他的教父是一名编剧，也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好友。苏联解体时，赫尔扎诺夫斯基年仅15岁，但至今他仍视自己为“苏联人”，他自述在入境英国时，甚至会在表格文件上“来自哪里”那一栏填上：USSR（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关于导演的谣言四起，更有甚者称他创造DAU是为了满足作为“独裁者”的自我意淫。这个项目被拿来与《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作比——DAU就像一个隔绝于现代文明，生存于自己的规则的王国，导演就是其中的科兹上校。

《现代启示录》中，科兹上校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前面提到的制作人Dick，在那一次与导演的接触中也并没有留下好印象。他认为导演是个夸大其辞、对电影所知甚少的人，他自负、独断专行，“对待工作人员就像对待仆人，而其他人对待他就像对待王子。”

有一点是确定的，DAU项目开始拍摄的那年，赫尔扎诺夫斯基还是个29岁的新人导演，在此之前他仅有一部影片《4》，尽管获得了不少赞誉，但此外似乎就再没有其他作品了。2011年，《GQ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得这个项目引起了更多质疑。文章声称一位应聘赫尔扎诺夫斯基助手一职的年轻女性，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性生活以及是否愿意演示一些性行为，当她表示拒绝之后，她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了。这是事实吗？或许也未必。在同样会面过导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赫尔扎诺夫斯基看起来不是一个专制霸道的人，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随意、健谈、迷人的样子。

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我的项目总是有各种谣言，然后谣言开始看起来就像真相，然后它们变成了真相，但其实它们不是。

关于导演身份，赫尔扎诺夫斯基表示自己从来不真的做“指导”，但是会在“外面”与某位扮演者交流，或者带进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发生。

我能控制的只有规则，如果规则出错，我会修改它，但我不能打破它。

听起来就像个独裁者，但他又对此否认，相反，他认为很多行为其实都可以称为“独裁”，可能是一个家庭中的“独裁者”，可能是一个公司中的“独裁者”，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独裁者”。他同样也否认自己操纵演员做出某些极端行为。“我邀请的这些人不是那种愿意进行真人秀的人，你得尊重他们，当你尊重他们时，他们会愿意和你走得很远。”

至于GQ杂志上的那项指控，他澄清自己从未在面试非演员的职位时问过那些触犯隐私的问题，但对于拍摄，他会讨论童年、父母、情感、爱、性、友谊、死亡……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和演员共事，而是和真实的人共事。你和他们讨论生活，而不是表演方法。

那么创造出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从2005年开始算的话，应该已经付诸了14年时间，可如今还处在大有可为的43岁的赫尔扎诺夫斯基，是否如传说中那般自大呢？赫尔扎诺夫斯基说，他认为的天才，有点像古代英雄，有神赋予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找一个物理学家，而是让音乐指挥家Teodor扮演Dau——“因为他是有天赋才华的人，这种品质不是演员所能演出来的。”至于他自己，“我并不聪明，我只知道我有种强烈的直觉。”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个更大的野心：未来他将建造一座5000人规模的实验性城市，这5000人来自全世界，这个城市的一切将会被记录，一切都将是公开、透明的。如果成真，这一次将是玩笑还是现实？是魔鬼还是天才？

参考来源：www.dau.com Inside Dau, 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 'I had absolute freedom-until the KGB grabbed me'|theguardian.com Stalinist Truman show: artist paid 400 people live as Soviet citizens |theguardian.com

据赫尔扎诺夫斯基说，列夫·朗道有一道关于快乐的公式，其基本元素是：爱，工作，友谊，自由。本文原载于看理想公众号《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平行世界中的社会实验》，转载请联系。

※该文首发于“AME影视计划”，2018年7月24日。现列夫朗道：娜塔莎势头正猛烈，故将本人旧文重新发出来做个小科普，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当看个热闹。作者：矿石镇的小智

何谓有生之年？2009年，「阿凡达」横空出世，震惊全球。无数影迷翘首以待的续集，本该在2015年上映，如今已过去9年，遥遥无期。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位俄罗斯导演的身上，他在2006年决定拍摄一部电影。戛纳放话，只要你能拍出来，就让你进电影节。如今12年过去，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终于要来了。「列夫·朗道」Дау

「列夫·朗道」暂未公布海报，场景图这部号称俄罗斯最大，最具争议的电影项目，在人们渐渐遗忘之际又重回大众视野里，放出了预告片。预告片中的信息量其实不大，但足以看出这部电影的不同之处，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值得期待的电影。01为了一部戏，造了一座城导演伊利亚·科赞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为了这部电影，直接在乌克兰的东部城市卡尔科夫建了一座城。

这座城镇1：1还原了1952年苏维埃时代的城镇，并完美复刻了当时的苏联科学研究所。

设备还原布景中从外面看，这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木箱，直接从一幢三层砖房突出，里面有庞大的办公室，工作室和道具仓库。

建成后的“环形监狱”穿过这幢楼，便是一座敞亮的广场，它像一个环形监狱，建筑的设计也完全依照斯大林时代的野兽派风格。

野兽派风格建筑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巨大的片场，科赞诺夫斯基称其为「机构」，而「机构」并不是虚构的影视基地，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02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人体实验

演员需换装进入「机构」 科赞诺夫斯基雇佣了超过二万多个演员，要求他们在「机构」内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居住包括演职人员在内，所有人必须换上当时的服装，修剪当时的发型，吃苏维埃时期的食物，并工作以获得苏维埃时期的货币进行交易。

还原当时货币并交易神奇的是，这种疯狂的举动不仅没有演员反抗，他们都是免费演出。而这些演员也是经过筛选而来的素人，只有仅少数的演员。

在「机构」打工的女孩他们被要求饰演自己曾做过的角色，前清洁工演清洁工，前科学家演科学家，前KGB警察演KGB警察。

演员真实生活其中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刚毕业的学生，有些人曾有着很好的工作却辞职来参演，有人在「机构」里认识了妻子，并生下孩子。有些人在拖家带口住进来，有人本只是来参观，回去后办了离婚，再次踏足这方“净土”。

警察巡逻，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战时期防毒面具的浮雕墙其实早在2011年电影已经杀青，但有些演员仍然回到这里继续生活。听闻这些事迹，不免怀疑，它是个邪教组织吗？他们是不是被洗脑了？

实验室中，接受治疗《GQ》曾派记者在2011年到片场一探究竟。他们被要求换上当时的服装，烫了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头，摄影机被藏在黑色大衣里。

记者和摄影师改造中在进入「机构」前，就会有警察和保安检查他们身上所携带的不该出现的物品，比如手机。除此之外，他们不允许说和那个时代相斥的话语，不然会被惩罚。

清洁工日常劳作而在「机构」内，你会看到警察正常巡逻着，打扫的人正常打扫，也有人在工作之余抽根烟休憩一下。

有意思的真实邂逅这无疑达到了导演的目的，演员们已经无意识地进入到了另一个自己信以为真的世界，在这个状态下的所有行为都构成了最自然的表演。

所有设备，细节完美还原，比如打字机不仅如此，导演为了不影响人们的生活，将所有微型录音机隐藏在灯光设备中，所以不管大街小巷，还是居民楼里，演员的声音都被记录下来。包括隐藏摄像机，还有广场里无时无刻播放着压抑音乐的高音喇叭。这都和斯大林时代的监听系统不谋而合。

即使深夜依旧播放着压抑的音乐

“在集权主义的制度下，压抑的机制将导致背叛的行为。我对此很感兴趣。”

导演所构建的集权制度下，人们没有被压的喘不过气，甚至是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人们偶尔的抱怨和”告密“不仅没有惹怒导演，他对此甚至感到欣慰。03始作俑者，富二代or天才？

伊利亚·科赞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导演 / 编剧说其是疯子也不足为奇，「列夫·朗道」只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却作出如此大的动静。仔细搜寻，他的来头还真不小。

科赞诺夫斯基拍摄「列夫·朗道」工作照他出生于电影世家，父亲是俄罗斯动画大师安德烈•赫尔扎诺夫斯基，爷爷是著名演员尤里•赫尔扎诺夫斯基。他的处女作《四》拿了一堆奖，包括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

《四》海报《四》是一部具有超前意识，但又聚焦俄罗斯当代的电影，它是目前我所看到过最现实的科幻片。至于为何如此描述，待会我会放出资源，你们自行观摩。

《四》中出现的4只圆猪科赞诺夫斯基处女作中有关克隆人的问题，延伸至「列夫·朗道」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列夫·朗道同样讲述的也和黑科技有关，列夫·朗道是苏联时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之无愧的天才。但世人貌似关心的不是列夫·朗道，而是那座列夫·朗道曾生活的世界。

未知的实验进行中科赞诺夫斯基对人的严苛几近变态。他曾为「列夫·朗道」面试一位女执行导演，他问对方“什么时候破处”和“有没有朋友是婊子”的问题，那位女孩最终以“和导演精神世界不合”被通知无法录用。

「机构」中的女孩不化妆，穿短裙他对自己也过分严苛。拍摄期间，剧组三番五次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但神奇的是，他总能找到投资者替他买单，原本预算350万美金到最后耗费了1000多万美金，他的债主如今也遍布全球。

导演的防毒面具人素描自2011年杀青后，已经整整7年，却一直不见影片成品，一直在进行着后期制作，有一年俄罗斯文化部给予政治补贴，让他早日完成剪辑，输送到电影节。他偏是不听，依旧埋头制作，而且在这12年间，显少有「列夫·朗道」的幕后信息。

情节人们戴着防毒面具科赞诺夫斯基称影像素材长达700小时，所以后期制作比拍摄还要复杂，而且「列夫·朗道」的成品不仅有电影，还将有电视剧集、科学类纪录片、艺术类纪录片，甚至还有某个跨媒介项目。

在圣彼得堡拍摄的剧照这么一想，7年甚至还有点短？还是别了，我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证一下这部必将载入史册的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品考验着人们的道德伦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作艺术。

剧照“观众”它已经从一部影像作品变成一次行为艺术。作品的争议毋庸置疑，但演员确实从这几年的生活中尝到了一些“简单和纯粹”，这些都是科赞诺夫斯基赋予的。

科学研究所一角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些不容打破的生命原则，在2013年，他将「机构」摧毁，这个神秘之地以后只能出现在影片里。而我们有幸在今年秋天一睹作品的真容，这绝对是本世纪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也别干等，先看看这位兄弟的处女作《四》吧。

柏林电影节提名、豆瓣6.4分、超过1万人评价——这些数字背后，《列夫·朗道》到底是影史突破还是巨型噱头？导演在乌克兰搭建42000平方英尺的斯大林时代片场，让数百人24小时沉浸式生活，这种规模的确前无古人。但当你坐在影院，面对长达数小时的碎片化场景，那种“实验”带来的新鲜感很快被无聊吞噬…专家评价“形式大于内容”，我举双手赞同。影片试图用社会学实验取代电影叙事，结果两头落空：实验因缺乏控制而混乱，电影因缺乏情感锚点而空洞。观众评分低不是没有道理——普通观众花钱是看电影，不是看行为艺术记录。你花几小时看一群人吃饭、争吵、发呆，这跟偷窥邻居生活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价值，或许是提醒我们：电影的边界可以无限拓宽，但前提是得有一条坚实的核心。很遗憾，《列夫·朗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