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永生

一部50多年前的电影，一段70多年前的历史。黑白的画面、没有字幕。第一颗星给小萝卜头，半大儿的人从铁门里探出脑袋，眨着大眼睛，天真烂漫的笑着，不怕被狱警责罚勇敢地给许先生和江姐传信。人小鬼大这个词可以这么用吗，那些比他大那么多的人，还拎不清是非对错，监狱长说出“把那个小萝卜头也一起带上”，这是不是也在某一个侧面反映出，小萝卜头的立场比他们清楚多了，除掉他是怕会成为以后的祸患？我当然为小萝卜头感到可惜和心疼，但更加替他骄傲。还有一个点，小萝卜头最后抓住的那只蝴蝶，放进纸盒里摇了摇发现蝴蝶不动弹了，他又给放了出来，说“我不关你了，你飞吧”，蝴蝶飞出了那高墙，小萝卜头没能。

小萝卜头以为自己被释放了 来和江姐告别

第二颗星给疯老头，隐忍十几年靠装疯卖傻得到认可，冷静机敏地同江姐确认身份，茶店里故意打翻物品，巧借帽子传信，利用他“疯子”的形象，傻笑中传递一切，这是共产党人的坚韧意志和斗争智慧。试问我自己，如果是我，我做不做得到？为党的事业隐姓埋名，收敛心性，甚至装疯卖傻，在这样的“无我”境界面前，我感到很惭愧。十几年的坚守，不改的是对党的忠诚和初心。疯老头不过是万千共产党人中的一个小缩影，不忘初心不过如此。第三颗星给江姐，在面对严刑拷打时发出的那句“签字毕竟是竹子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那一路滴下的血水到底是受了多少苦啊。临终前她换上新的衣服，问“我这样好不好看？”，好看！好看！好看！那个穿着旗袍走上刑场的女人，那个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女人，那个反复说着“我的上级是谁我知道，我的下级是谁我也知道”把敌人逼的不得不使出酷刑的女人，巾帼不让须眉，值得被永远学习和铭记。

“共产党人的意志是打不垮的！”

第四颗星给女英雄们在那块在灰色布上绣成的五星红旗，狱中的女英雄们（暂且让我这么称呼你们），从不因为自己是女人而有一丝的特例，她们用孩子传信，去捡石头为越狱做准备，她们还说“越狱那天，我们要让这五星红旗飘在山顶上！”，是的，灰色的五星红旗甚至都不能说是叫这个名字，不鲜艳也不精致，但我记得“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所以它根本不是灰色的，从头到尾，它都是红色的。我想它在山顶上飘起来的时候，一定很美很美吧！第五颗星给这段历史里出现过的每一个人，我知道我们看到的电影不过是为了记录历史，而历史本身远远比电影更加激昂。我们很幸运的出生在这个年代，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为我们打出的时代，江姐和许先生还没看看这壮阔盛世，那么多因此牺牲的同胞还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我们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带着那么多人对未来美好的期望向前吧，这是该我们承担的时代。感谢。感谢。感谢。

特别说明：我在2021年12月完成了修订版，欢迎查看→https://m.weibo.cn/5445337343/4712274402742393————————————原文：寒假回家后过了半个月时间，我终于把《烈火中永生》的详尽字幕做完了。字幕压制的电影全片我已经投稿到B站，大家可以去B站看↓网址： https://b23.tv/xViKqcBV号（复制后打开B站搜索即可）： BV1Zy4y1J7sC很多人说《红岩》《烈火中永生》的“意识形态味道太重”，看不下去。我感觉特色社会里大家伙儿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太喜欢先入为主了，总是对革命题材的东西有着莫名的偏见。对此，我的建议是去找相关历史材料书籍来读一读，才能发现这两部作品的很多角色和事件剧情都是来自真实历史的，历史原型甚至比艺术作品更加悲壮感人。多了解电影背后连结的现实，对于治疗对革命题材作品的偏见很有效果。影片信息片名:《烈火中永生》片长:2小时18分钟种类:黑白故事片出品方: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时间:1962-1965年（前期准备到后期完成）上映年份:1965年原著: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协助剧本创作:罗广斌、杨益言制片:王志敏编剧:夏衍（影片署名为“周皓”）导演:水华副导演:赵元摄影:朱今明副摄影:于振羽特技摄影:张尔瓒美术:秦威特技美术:门玉凤、米家庆作曲:朱践耳演奏:中央乐团 指挥:李德伦录音:蔡军、张家克化妆:孙月梅剪辑:严尚华、朱小勤照明:张海山影片插曲:《拥军秧歌（拥军花鼓）》《毛主席领导咱解放》《团结就是力量》主要演员表（角色名……演员名）许云峰……赵丹江姐（江雪琴）……于蓝许母……李健李敬原……张平华为……蔡安安孙明霞……林盈彭松涛……庞学勤双枪老太婆……胡朋陈松林……赵汝平龙光华……王寅申小萝卜头……方舒华子良……蔡松龄徐鹏飞……项堃甫志高……嵇启明郑克昌……杨启天朱介……韩焱沈养斋……李大千张玛丽……苏曼意猫头鹰……陈东猩猩……李壬林卡尔逊……法斯特·加布列拉刘思扬……王心刚丁长发……赵子岳李青竹……姚向黎女牢青年难友……李苒苒女牢中年难友……黄素影敌二处副官……安震江…………制作字幕的参考资料…………①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1963年7月北京第2版，2000年7月北京第3版，2011年4月河北第97次印刷，约41万字。

②杨益言《红岩的故事:中美合作所里里外外》，重庆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约13万字。

③厉华、孙丹年《〈红岩〉小说与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群众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第5次印刷，约8.2万字。

④北京电影制片厂《烈火中永生》电影完成台本，1965年4月印制。

字幕版截图↓

一、小说《红岩》影响下的两部重要作品1949年11月27日深夜，解放军入城在即，渣滓洞大屠杀开始。特务分批喊提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提了20多人出去，随后就是一阵枪声。特务们觉得一批一批处决太耗时间，随即改为现场集体屠杀。他们先把在押志士集中在楼下8个牢房，每个牢房用两把锁锁上，然后用机枪、卡宾枪扫射囚室。楼下五室的刘德彬先是把身体紧靠墙壁，但又觉得在床上不安全，趁扫射的间隙，他滚下床，躲到了地上。这时又一阵枪弹扫射过来，刘德彬右上臂中了一枪，他伸手一摸，一手的血。一会儿，特务打开牢门逐室补枪。楼下五室是最后补枪的，大约特务们见刘德彬满身是血，以为已经死了，就没再往他身上补。事后敌人把木材抛到楼下，又浇上汽油点燃焚烧现场。此后刘德彬爬起来，和几位幸存狱友一起趁着混乱顺着夜色笼罩的溪沟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渣滓洞的警戒范围。天亮以后，他来到嘉陵江边，然后到重庆大学去找到了雷震的亲戚。在那里躲了两天，迎来了重庆的解放。据事后统计，当天渣滓洞共有180人遇难，仅有15人得以脱险。白公馆和渣滓洞虽然都是国民党的集中营，却不属一个系统管理，保密局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负责渣滓洞，由于二处抓捕的人太多，渣滓洞关不下了，才将一部分人关到白公馆。在屠杀的时候，也是“各司其职”，白公馆在看守长杨进兴的指挥下，杀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犯人，而二处寄押在这里的犯人有28个，则由二处派来的雷天元等人负责。刘国鋕被率先押出牢房，英勇就义。雷天元在指挥杀害了9名革命志士后，还剩下19人来不及执行，渣滓洞那边就打来电话，要雷天元回去帮忙，雷天元于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进兴来处理，自己匆匆赶往渣滓洞。当时重庆外围已经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炮声，杨进兴担心解放军解放重庆后没机会逃跑，于是表面应承下来，等到雷天元一走，就开始准备跑路。走前杨进兴交代给了看守杨钦典，让他等到雷天元的人回来处置。杨钦典出身贫苦，陈然烈士生前一直致力于感化他，他也有所回应，在职权范围内尽力给予方便。这样白公馆看守所产生了一段权力真空的时间，被关押的19人当中，罗广斌是国民党中将司令罗广文的弟弟，杨钦典知道这个情况，两个人平时相处得还不错，这时罗广斌就一再做杨钦典的工作，试图策反杨，帮助大家越狱。杨开始想放走罗广斌和李荫枫两个人，然后自己撤回城内跟特务们继续逃命。罗广斌却鼓励他要放就把大家一起放了，当时杨钦典举棋不定，没敢下决心，曾扔下罗广斌等19人，自己走出了监狱，路上遇到袍哥李育生，在李的劝导下，杨又决定返回白公馆。在杨钦典返回去后，罗广斌又抓紧做他的工作，杨钦典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将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为了让大家安全出城，杨钦典告诉他们：“你们先别忙着出来，让我跑到楼上观察情况，如果没什么意外，我就在楼上暗示，你们就打开牢门跑出来。”杨钦典上楼后，罗广斌赶快打开牢门，将最后剩下的难友们喊到一起，让大家准备越狱，等到传来杨钦典的跺脚声后，在罗广斌的带领下，19名难友按照身体强弱分成几个小组，一块逃出白公馆，向后面的山上跑去。他们看到从渣滓洞方向赶来几辆汽车，很明显是来执行杀人任务的，就这样白公馆这19人逃过此劫。1949年11月29日晨，离重庆解放仅一天的时间，特务又将囚禁在市区新世界旅馆临时拘留所里的革命志士提出32人，用汽车载至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枪杀。新中国成立后，刘德彬任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部长，罗广斌任青年团干部。经罗广斌、刘德彬介绍，同样有渣滓洞关押经历的杨益言作为进步青年被安排进入青年团重庆市委机关工作。在刘德彬领导下，为了“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他们三人一起负责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开始根据狱中经历合作写作纪实题材的作品。三人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1951年6月发表在重庆《大众文艺》。又写了《江姐》、《小萝卜头》等三百多万字的材料和报告文学。1958年2月，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最先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第六辑。在这些叙写真人真事作品的基础上，罗广斌、杨益言进行加工、提炼和艺术概括，创作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刘德彬由于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分，被下放劳动，失去了参加小说《红岩》创作的机会。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售价一元两角。长篇小说《红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部作品一出版即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到国外，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名著。在他影响下，诞生了两部影响后世的重要作品。1.红岩影响下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电影《烈火中永生》因在电影《革命家庭》中的不凡表现，1961年，于蓝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殊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屈指可数的几个国际影后之一。同年，于蓝被中国国家文化部评选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于蓝在住院期间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读到了小说后将其推荐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跑去报社要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于蓝能量这么大、说推荐就推荐，还会受到重视，要知道于蓝的老公田方在1958年1月就已经调任北影厂任副厂长兼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团长，1960年是已经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了。而且当时的工作风气还是比较民主和开放的。1963年，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被请到北戴河，写出第一稿剧本。导演张水华不但是小说的粉丝，与作家深入沟通后，带领主创人员辗转北京、重庆、贵阳各地，去寻访在世的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包括江姐的同学好友和儿子，车耀先（许云峰原型之一）的女儿、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小萝卜头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监狱服刑的军统头目徐远举（徐鹏飞原型）、已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职的沈醉（沈养斋原型）等，以方便了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的逻辑。采访归来，于蓝等人整理出十几份人物小传，先后共达30万字之多。也正是因为资料太详实，这么多资料，如何在电影极其有限的时间内来表达又能拍得精彩，这就需要一个具有非凡剧本创作能力的人来进行剧本编写。于是水华和于蓝马上找到了夏衍，没错，就是那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杭州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剧作名匠夏衍。于蓝回忆，夏衍随后说了句“别打扰我，我来改”。夏衍在广东新会县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完成了新剧本编写，交给于蓝后，还叮嘱于蓝：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刘胡兰，也不要演成赵一曼。《烈火中永生》也是水华和夏衍合作的第三部电影了，前两部分别是《林家铺子》和《革命家庭》。1964年4月-6月，北影摄制组在重庆一共拍摄了100多个外景镜头。重庆市朝天门、沙坪坝、磁器口和都邮街等都出现在了镜头里。拍摄中，北影厂美工团队实地取景，用双手把重庆都邮大街变回了20世纪40年代模样，重庆文工团同志发动居委会和群众翻箱倒柜找出旧时衣物来充当群众演员，这既是因陋就简，但也造就了后世不能望其项背的电影质感，因为那真的是真实的。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一个瘦骨嶙峋，两颊深陷的老教授举着一个标语牌，牌子上有八个醒目大字：“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个老教授和标语同样让人过目难忘，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是当时的重庆市文联副主席、诗人邓均吾受摄制组邀请客串的。结束了重庆的外景拍摄后，摄制组返回北京继续内景拍摄。1964年12月，《烈火中永生》的工作样片小范围试看，很多领导同志包括中宣部时任副部长林默涵和周杨都给了不错的评价。12月下旬某天，接到通知说江青要看，北影厂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和导演张水华、演员于蓝陪同观看。于蓝说大家当时都把江青当成老艺术家来对待。当时江青身披一件黑色斗篷来了，一进门就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自己来的！”她坐下看片，带着嘲讽意味的口气，一会儿说倒水声音大了，一会儿说关门的声音大了。江青说：“赵丹（饰演许云峰）的气质不行”，"赵丹发疯"，"许云峰人物原型是叛徒"，“于蓝一点英雄气都没有”，"于蓝像个少奶奶"，还说《烈火中永生》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看完影片后江青第一句话就说：“噢！这部片子，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停顿一阵江青开口了：“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她又接着说：“也不要像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来大家批判嘛！”摄制组到中宣部见周扬汇报工作，希望他给出意见。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最后慢慢地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因缘际会，于蓝遇到了许明（周总理的秘书），许明问于蓝：“听说你和阿丹（赵丹）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于蓝告诉许明，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而且江青还说影片上映后叫大家批判！于蓝请求许明向周总理转达：“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许明同意转达。某天，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钓鱼台审看《烈火中永生》，但由于机器出故障，周总理马上决定易地再看。第二天，周总理又来到原新闻电影制片厂放映厅，与江青上次审片是同一个地点。周总理开演就看到字幕上的编剧名字“周浩”，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浩？导演告知总理这是笔名。看到影片中龙光华给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很感人嘛！”周总理还说英勇就义那场戏太短了，加一个走向刑场，在就义前喊‘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样的镜头。电影中江姐从松树底下走过去的镜头，就是后来加的。周总理还要求打电话把已经身在上海的赵丹召回来。补拍的这场戏就拍摄于北京西山，后来电影的海报也采用了许云峰和江姐慷慨赴死时的造型设计。看完影片，总理认真听了关于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电影系统是否全看了？”厂宣传部门同志说：“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于蓝因参加了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也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又向文化部、电影部的领导一再嘱咐，要大家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北影厂摄制组针对江青等提出的修改意见，电影一共修改了八十多个镜头，才得以送审样片。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审看后，提出：“这片子不能代表《红岩》，改个名字放映，还是有教育意义的。”于是，这个片名就不能叫《红岩》了。周总理曾建议改名为《江姐》。于蓝等人提出，江姐在影片中并不是唯一主人公，也不能代表所有英雄。经过讨论，周总理从叶挺将军写在渣滓洞集中营墙壁上的《囚歌》中取“烈火中永生”五个字作为片名，并由郭沫若题写片名。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终于公映。2.红岩影响下的第二部重要作品：歌剧《江姐》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1962年，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编成歌剧脚本，呈交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将军一口气看完阎肃的稿本，并指示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刘亚楼将军支持下，阎肃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经过近两年的保密排练，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阎肃自然是编剧，全剧由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主题歌曲也是刘亚楼将军点名要求创作的。剧中的著名唱段《红梅赞》、《革命到底志如钢》、《青松林内红旗扬》、《五洲人民齐欢笑》、《春蚕到死丝不断》、《绣红旗》等，琅琅上口，过耳不忘，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传唱。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9月5号，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去观看了演出，从儿童剧场回来后，刘晓告诉周总理：空政文工团出了一部不错的歌剧叫《江姐》。9月6日黄昏，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没有通知空军方面，把车停在剧院很远处，步行到售票口，自费排队去买票。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一炮而红之后，开始全国巡演，可谓红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中国京剧院的几部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也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公演着，毛泽东看过了《江姐》，也看过《红灯记》，所以呢，这个各媒体在发表消息的时候只是按照公演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江姐》放到了《红灯记》的前面，这却无意中惹恼了江青，而空政文工团和歌剧《江姐》，也在无意之中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那是一个故事了，在此不表了。二、现实版的烈火中永生1.演员蔡松龄饰演的华子良与原型韩子栋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县人，1908年生人。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韩子栋利用课余时间就去书店做兼职，来补贴生活费。也就是因为在书店打工的这份经历，让他得以结识我党的地下党员，进而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并在地下党领导的春秋书店工作。随后加入地下党组织，打入到国民党“蓝衣社”（即“中华复兴社”）做情报工作。1934年，韩子栋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承认一切指控。特务没有办法，把韩子栋以军统严重违纪人员继续关押，这个身份也是后面很多事情的来由。被捕后，韩子栋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秘密监狱。韩子栋认为只有活下去才能和敌人继续斗争。韩子栋摸索出在牢房内沿着“8”行走路线走动，这使牢房成为走不完的狭窄曲径，他们为此起了个催人奋发的名字——“ 室内旅行”，并把锻炼身体当做为党工作而争取活下去的政治任务。为了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在狱中，韩子栋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他总在白公馆放风坝里小跑，特务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便叫他“疯老头”。由于韩子栋是山东人，在重庆人地两生，又是一个体力好的“疯子”，因此特务愿意带他出去买菜。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又随看守卢照春去磁器口镇买菜。早就精心策划好逃跑的韩子栋趁着看守卢照春打麻将的机会，假装上厕所，大大方方走出门去。一到特务视野之外，立即飞奔，穿街过巷，赶到嘉陵江边，找到一只小木船，迅速地过了嘉陵江。他靠着天天在白公馆跑步的锻炼，日夜兼程，经过45天的长途跋涉回到了解放区，结束了他14年的监狱生活。14年的牢狱生涯，对韩子栋的影响很深，他一听到炒菜的声音和弄钥匙的响声，就会想起敌人对他用刑的情景，头发、汗毛会竖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饭也吃不下去，所以妻子炒菜时总把厨房的门关好。此时，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已到达西柏坡，韩子栋克服万难，赶往平山。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终于见到了中央组织部领导，并递交了自己的入狱及脱险报告，申请组织审查后恢复他的党籍。在报告中，他写道：“26岁到40岁，在别人是最幸福、工作力最强的年纪，我却和法西斯进行着掐喉咙般的悲惨搏斗。它整整占去了我14年的黄金时间……我在青年时坐牢，到了齿落眼花才跑出来……我愿献身于党，献身于革命。我请求：一、先恢复党的关系。二、立即给我工作的机会或受训的机会。……”这篇3万多字的报告，讲述了狱中14年的经历，展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把牢底坐穿的精神，更展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顽强斗志。当时的中组部负责同志感慨道：“你能经受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见的，堪称难能可贵。”他问韩子栋有什么要求，韩子栋说：“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要他留驻华北局工作，韩子栋却说，自己坐监狱多年，很多政策不了解，怕干不好工作，对不起党，希望能接收培训学习一段时间。此时，正好为配合部队南下开辟新区，党中央刚从束鹿县华北联合大学抽调了90名学生到中央组织部，在驻地南庄村参加集中培训，于是韩子栋作为中央组织部待分配的老干部被额外列入培训班。到1948年3月，培训班的课程即将结束。中央再次邀请韩子栋参加华北局的工作，韩子栋斟酌再三，还是决定回老家工作，一来可以从基层慢慢做起，二来可以和分离十四年之久的妻女常常见面，弥补内心的遗憾。3月底，韩子栋来到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任城关镇委书记，参加土改工作。范县属于冀鲁豫边区根据地，被誉为边区“小延安”。在这里，韩子栋根据中央的指示，在生产、行政、教育、司法等方面进行建设，为后来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土改分配土地时，他采取了群众评议、三榜定案等办法，划分阶级成分，实行土地合理分配，慢慢积累了丰富、成熟的农村工作经验，深受大家的喜爱。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从1948年10月份起，韩子栋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确定的基本组织模式，在范县建立起乡政府试点，将村划为选民小组，由选民小组选出乡人民代表，召开乡人民代表会，并选举出乡政府委员会和乡正副主席，建立起乡政府办事机构。这些都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了区域性的实践和理论支持。韩子栋还根据华北人民政府要求的全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目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参军，支援解放战争，教育村里的妇女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放开小脚，学文化、学技术，并教她们识字。在他的发动下，范县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活动，男青年都踊跃参军，妇女忙着为解放军纳鞋底，做军鞋……所以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经典的话中也有韩子栋的一份功劳。194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韩子栋再一次被华北人民政府推荐，调至中财委任人事局科长。新中国成立建国后，韩子栋先后国家人事部副处长、国家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8年调贵州省工作，此后历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韩子栋还一直参与革命烈士的平反昭雪和认定工作，包括影片中的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的邓慧中烈士的认定和平反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韩子栋受到不公正待遇遭到迫害，甚至有人怀疑他是由沈醉安排假脱逃而潜伏下来的特务——好在曾在军统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沈醉坚持事实，坚决否认这一说法，并将他亲自安排布置追捕韩子栋的情况出具了证明，韩子栋才在“文革”结束后被平反，后任贵州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解放前韩子栋因为国民大革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坐了14年牢！一个死里逃生的革命功臣解放后又因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4年牢！令人唏嘘阿。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华子良的饰演者是蔡松龄，在片中饰演华子良儿子华为的蔡安安也是蔡松龄现实生活中的儿子，父子俩演父子俩成为我国影史一段趣事。2.演员胡朋饰演的双枪老太婆和原型三人影片中华子良的老伴、双枪老太婆是以陈联诗、邓惠中和刘隆华和三位共产党员为原型塑造的。我只讲一下陈联诗。陈联诗，1900年出生于川北道顺庆府岳池县资马乡罗渡溪场（今四川省岳池县罗渡镇）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母都来自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1923年，陈联诗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并自作主张定下了婚事。婚后陈联诗、廖玉璧夫妇一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陈联诗就读于教育系，廖玉壁就读于体育系。在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被特务追捕。此后，廖玉壁奉党组织的指示回家乡抓武装，陈联诗便随丈夫返乡。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廖玉壁出任了黎梓卫团总、资马十二场民兵大队长，指挥1200余人枪，并以此基于力量发动了以抗丁抗粮、地方自治为旗帜的川北起义，组建了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一支农村武装力量。为了解决起义的大批款项困难，陈联诗和廖玉壁卖了自己的田产，将钱交给了党组织。起义顺利举行了，这次起义使军阀杨森的部队遭到重创被拖住，无法抽兵围剿红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35年2月23日，陈联待的丈夫，优秀的中共党员，华莹山游队队长廖玉壁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当即绑赴刑场，廖玉壁一路高呼：“我们的共产党万岁！”“我们的红军万岁！”“我们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廖玉壁被杀害后，头被敌人割下装在木笼里悬挂于城门示众……廖玉壁牺牲后，游击队一时间群龙无首，连打败仗，许多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被敌人枪杀。华莹山游击队处在极端险恶的境地，在这紧急关头，陈联诗毅然站出来清理队伍，把打散在四处的游击队集中在宝顶寺欢喜坪，还剩下300余人枪，陈联诗带领全体队员宣誓：“报仇雪恨，决不放下枪杆，保住华蓥山的红旗！”此后，陈联诗和华莹山游击队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指挥这支英勇不屈的队伍一直在华莹山坚持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地方顽固派的围攻，使他们的围剿一次次落空，在解放战争中，拖住了国民党成千上万的军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川北，华莹山游击队在革命高潮时期达到几千人，按当时的红军建制可以编制两个军，坚持游击战长达20多年。在川北民间，陈联诗的外号就是“双枪女侠陈三姐”，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地区和重庆地下党中广为传扬。重庆解放后，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在建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为了解决烈士家属的吃饭问题，陈联诗办了一家缝纫社。后来，这家缝纫社，为进藏官兵和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生产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成了重庆妇联生产部的支柱产业。旧军伐杨汉也在陈联诗的缝纫社工作。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工作，任生产部副部长。在此之间，陈联诗带领妇联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为许多烈属与工人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在烈属与工人中赢得了尊敬，也招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嫉妒。在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而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她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期间，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美丽的向往。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取建设新中华之意。1950年9月，陈联诗正式将兴办农场一事向妇联生产部汇报时，立即就引起了生产部的警惕。因为重庆市委即将布置农村减租、退押和反恶斗争，她的计划明显是与之相悖的。时任的妇联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某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事情闹大后，陈联诗的“错误”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就被扣上了“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的大帽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组织部一把手早就眼红她在烈士家属和群众中间的威望，看到这些检举材料后当即作出了批示：“陈联诗阶级立场有问题，必须劝退出党！”陈联诗就找到一把手理论，市委组织部一把手直接告知她：“劝你退党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不知好歹，那就直接开除！”此时，妇联的党委书记不忍心陈联诗遭此不公正的对待，于是站出来说话了：“我觉得就凭这些事情，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是不慎重的，我也是不同意的。”但这样微弱的反对声，很明显是不起作用的，市委在收到组织部一把手搞的材料后，通过了决定，在1952年6月16日，正式将陈联诗“劝退出党”。离开重庆市妇联之后，陈联诗被发配到民政局。1953年春天，长期流离颠沛的地下战斗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让53岁的陈联诗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得不到重庆市郊小南海金戒山的第二妇女教养院从事轻松一点的工作。但到了教养院后，陈联诗依旧发扬艰苦奋斗的品格，即使生病也不忘工作。仅仅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就多次受到表彰，被当地群众推选为区人大代表。1954年1月离开教养院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白沙沱区人民代表。1954年夏天，陈联诗因肺结核病日益严重，不得不到医院住院治疗，她担心自己挺不过去，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于是，她一直不停地给党组织写重新入党的申请书。然而，此时“三反五反”斗争开始了，陈联诗被逐出了妇联，下放到了基层工会工作。随后，在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的帮助下，调到了重庆市文联美术家协会，重新拿起来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名专业的画家。她对文学、国画深有造诣，曾多次参与国家艺术博览会。陈联诗起草的声讨岳池军阀张俊夫的《快邮代电》，义正词严，群情激昂。陈联诗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的遗作《百蝶图》长达6米，宽0.6米，画上百余蝴蝶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是留世珍品。在此期间，文联也曾打算帮她解决“组织问题”，但在一次次的运动浪潮后，人群中的“阶级思想斗争觉悟”在被不断地提高，每一次重新审查时，都会莫名其妙地发现她新问题，所以，她恢复党籍一事，就这样被一拖再拖。1960年5月，陈联诗因淋巴癌入院治疗。1960年7月21日，她让人代笔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是她这一生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也就是1960年7月22日，陈联诗与世长辞，享年60岁。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斯人已逝廿年。陈联诗和廖玉璧烈士育有一子一女，长女廖宁君，女婿林向北，次子廖亚彬。长女廖宁君有一子一女，长子林民涛，小女林雪。次子廖亚彬子女情况不详。林民涛是廖玉璧烈士、陈联诗的长外孙，1946年出生在中和，昆明工学院毕业分配在南京西霞山锰矿工作，后调回成都成飞集团132厂任工程师，后调成都市总工会国防工委退休，妻子洛纪原，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留校，副高退休。林雪是廖玉璧烈士、陈联诗的外孙女，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当过知青、工人、报纸及广播记者、编辑、民俗杂志执行主编。1981年开始写作，1986年进入新闻界，除了新闻，还写小说、散文、言论、广播剧及纪录片剧本，以中国现当代文史题材之纪实写作见长。代表作品中，报告文学有《我向中央说实情·廖伯康访谈录》《田家英在大丰》《留学启示录》《街娃的文革·黄振海访谈录》《守卫汉字》《我的良师流沙河》等。1995年，林雪将外婆陈联诗的口述回忆录整理成50万字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除了这部，还著有《留学大调查》、《我的三个三十年》、《亲历者》、《江娃奇遇·1958—1976》等专著。2003年，由于小说红岩“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写信给央视反映该剧亵渎革命先辈形象，导致央视准备播出《双枪老太婆》（主演何晴）受阻。《双枪老太婆》剧组决定向法院起诉林雪，要求其赔礼道歉，并赔偿该剧660万元的制作费。对此。陈联诗的次子廖亚彬也写给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写了信，并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提起电视剧《双枪老太婆》引发的纷争，廖亚彬非常愤怒：“林雪是我姐姐的女儿，我早看出她为了名利惹事，现在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其实林雪并没有资格代表我母亲的直系亲属。”廖亚彬告诉记者，“早在剧组最初找到林雪的时候，林雪就提出，除了要大笔酬谢费外，还要署名权，导演、演员决定权等，所以最终不了了之。现在她妄图阻挡电视剧的播出，其实还是名利之争！”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在写给央视和广电总局的信中，指责电视剧《双枪老太婆》“用‘完全虚构的艺术形式’，把双枪老太婆塑造成‘白天是美少女，晚上是个老太婆’、吊在钢丝绳上飞来飞去神出鬼没的‘女侠客’”，“这不仅是对我们的侮辱，也是对先烈的侮辱。”同时，林雪还在信中提到，2003年9月28日，《双枪老太婆》拍摄公司曾打电话威胁她要打官司，随后该公司“却开始了用金钱收买陈联诗家属的活动”，而且后来还表示只要她支持电视剧播出，剧组愿意以“稿费”名义支付给她一笔钱。《双枪老太婆》制片人傅晓阳的说法是：《双枪老太婆》一剧是通过了重庆市广电局和中央电视台审批的，剧组也拿到了播出和经营许可证。还表示，“我们绝对没有将双枪老太婆拍成白发魔女，这点我可以保证！”傅晓阳表示，如果林雪收回她的告状信，让电视剧得以播出，剧组只要求林雪赔礼道歉；如果林雪一意孤行，剧组将向她发起诉讼并索赔660万元。对剧组制品人傅晓阳和陈联诗家人的矛盾，华蓥山市政府也有自己的观点。华蓥山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黄传东曾对记者说：“付晓阳和陈联诗家人的矛盾谁是谁非，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怎么感兴趣。我只想声明一点，‘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艺术人物，她有很多原型，不是一个人。这个英雄人物的事迹属于我们全中国人民。”2003年底此案开庭审理。傅晓阳以林雪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向法庭出具的两份证据：2003年10月21日写给中央电视台领导和2003年11月4日递交给原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的两封信，林雪的代理律师、重庆渝新律师事务所的白康和彭东在结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林雪写信向有关部门阐述她对于《双》剧的看法，属于公民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信落到了傅晓阳手中，本身就违背了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中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信访事项的过程中，不得将检举、揭发、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送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两位律师笑道：“偷来的锣儿打不响，这是一个连村妇都知道的常识。而且按照中央刚刚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此类泄密者要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甚至开除党籍等处分，可原告方却将这两份非法获得的证据堂而皇之地递交法庭，这不但有点滑稽，而且也太坑害他的哥们儿了。”两位律师指出：该剧没有获准播出，完全是因为自身的原因。中央电视台审片小组2003年10月15日“审查意见”中，就指出了六大问题，其中有剧中叛徒过多、很多情节处理得牵强不可信、情感戏“越界”、错别字太多等，并且明确提出：由于此剧中的女主角与小说《红岩》中的那个“双枪老太婆”完全是两回事，为了避免混淆，因此建议改名，并在修改压缩后重新送审。重庆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做出的判决称：由于林雪向广播电视局及中央电视台有关领导写信，反映的只是个人对该剧的观点和看法，并没有侮辱、诽谤内容及公开散布的行为，故本身并不违法。同时，中央电视台是否播出该剧，应由其根据相关规定审查后决定，林雪向该电视台领导写信反映其个人对该剧的看法和观点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确定该剧是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因此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依此驳回了傅晓阳的诉讼请求，判决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由于傅晓阳没有上诉，此判决已经生效。两年后，这部官司中的电视剧于2006年2月1日以《双枪老太婆传奇》的新名字在CCTV8全国首播。根据百度百科显示，《双枪老太婆传奇》是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上海子能影业有限公司、重庆电视台、华蓥市委市政府、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公司联合拍摄的一部20集传奇战争剧。由石伟执导，李天鑫、傅晓阳合作编剧，制品人傅晓阳， 何晴、王志飞、刘卫华、张咏荷、范雨林联袂主演。如今网上都可以观看到，是非自有后人评说。陈联诗和廖玉璧烈士若泉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演员胡朋，胡朋原名初韫诚，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县，1997年，创作散文集 《敌后纪事》。2004年12月28日，胡朋逝世，享年88岁。2009年，关于她的自传《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出版。3.演员姚向黎饰演的李青竹和原型李青林李青林，原名方琼，1913年生于四川泸县。1932年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七七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重庆从事革命工作。1946年参加创办《四川妇女》。1947年8月任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建起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她以教师身份隐藏在万县市郊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与贺启惠和易明珍共同开展地下工作，计划建立岸山区的武装根据地。1948年6月11日，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万县被捕叛变，致使雷震、江竹筠、黄玉清等县委领导和一批党员先后被捕。得知雷震被捕后，身为县委副书记的李青林并没有因为形势危急而马上撤离，首先想到的是赶紧通知其他党员迅速转移。在万县三马路，李青林遇见贺辉的邻居潘先生，立即写了一张“赶快打扫清洁卫生，有客人要来”的纸条，委托他转交给贺辉，以便其能够及时销毁文件、安全撤离。接着，她赶到电报路万丰糖果店，托人带信给徐观蓉：“近来，天气突然酷暑，玉清得了热病，你不要去看他，以免传染。城里瘟疫流行，最好到乡下住几天。青姐。”徐观蓉得信后当日便转移到乡下，躲过大搜捕。然后，李青林匆忙赶赴几个秘密联络点和秘密通讯处，通知大家迅速转移。随即又赶到瓦厂街魏蜀军家，迅速处理完文件后准备前往德胜镇小学，通知在该校任教的黄玉清转移，恰遇邓惠平来到这个联络点，李青林便迅速安排她转移。6月15日上午，李青林继续去学校上课，准备下午将预存的稻谷变卖成现金，用作同志们撤退时的路费。下午，为了销毁存于学校的重要文件，本已离开的李青林在折返时不幸被埋伏在学校的特务漆玉麟逮捕。当晚，特务头子亲自审讯李青林，要她供出万县的党组织情况。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李青林只是坦然答道：“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整天都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遇到如此“油盐不进”的嫌疑人，特务们恼羞成怒，开始动用酷刑：他们将李青林绑上老虎凳，提起她绷直的小腿，将厚厚的砖头一块一块地塞到她的脚跟下。面对敌人的逼问和逐渐加高的砖块，李青林强忍着钻心的剧痛，始终一言不发，拒绝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直至右腿被生生折断，人已痛得昏迷不醒，她依然反复呓语着“不知道”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敌人通知李青林、江竹筠等人“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李青林深知，生命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没有丝毫畏惧的她，镇定自若地与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在上囚车时，一个特务想要拉她，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别碰我，我自己走！”在江竹筠的搀扶下，她才艰难地爬上囚车。当天傍晚，李青林与江竹筠等30名革命志士一道，被敌人押往电台岚垭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6岁。演员姚向黎,1925年出生于东北沈阳，祖籍山东人，因逃难才来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的父亲带领全家再次流亡到了新疆地区。好在年少的姚向黎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她在家人的支持下进入了新疆女子学院附中，她思想进步，大胆地在街头巷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因为宣传的需要，她也接触到了表演，接触到了话剧，并从此爱上了这门艺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非常单纯和坚定，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做到底，所以姚向黎不断努力勤加磨练自己的技艺，同时加入了学校的话剧团，积极参演各类话剧，为她日后精湛的本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如火如荼的抗日反侵略战争，而满怀爱国思想的姚向黎出演的剧目也大都是如《自卫》、《最后胜利》等爱国抗战片。父亲姚雄曾担任过红军新疆方面的航空队长，抗日战争时期又转任了伊犁的警备司令。女儿在后方，父亲在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1943年父亲姚雄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绞死后，姚向黎受父牵连成为“左倾学生”流放农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她对演戏的初衷从未消减。1944年，姚向黎加入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期间与韩世翼相识相爱。韩世翼早年是留苏学生，当时是同盟社总支部书记，后来同盟社改称战斗社任社长，两人1945年春结婚。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姚向黎终于可以回到东北土地上。解放前后，韩世翼曾在哈尔滨建设局等单位工作。姚向黎从影前是哈尔滨机械技工学校员工，后来恰逢新中国发展，建立东北的电影厂，姚向黎就加入了，成了东北电影厂的第一批演员。1949年，东影厂上映了我国的第一部谍战片《无形的战线》，而姚向黎在电影中扮演的是一个重要角色——名为崔国芳的女特务人员，姚向黎的出色表演让她成为了一个万众瞩目的配角，给全国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为一个初登舞台的新人演员，她的名字一夜天下知。1948年北平（今北京）解放，中国共产党接收了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想要将它改造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制片基地，并从延安及东北抽调一批文艺工作骨干，于1949年4月20日成立了北平电影制片厂，同年10月1日改名北京电影制片厂。而在东北名声大噪的姚向黎自然而然也被选入了名单中，就这样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姚向黎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个扮演女特务的演员，在50年代影坛上曾经风光一时，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等人一起，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会见过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姚向黎为观众们带来了无数精彩的表演，无论是《民主青年进行曲》中外向的爱国女青年宋蓓华，还是《新儿女英雄传》中朴实、木讷，但最终精神觉醒勇敢走向革命道路的农村妇女杨小梅，又或是《一贯害人道》中深受反动派洗脑但还是努力重新做人的小姑娘徐凤生。1954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表演干部训练班，田华、于蓝等人都是她当时的同学，受教育苏联专家而对生活感到万分疲惫的姚向黎也不再那么执着，她毕业后就加入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基本上没怎么再拍过电影，本着对艺术的追求，她只是仍然活跃在话剧的舞台上。丈夫韩世翼在文革中迫害惨死。1973年，姚向黎认识了一个男人，他叫赵明，这个名字在圈内可是如雷贯耳，他是著名的导演、电影教育家，《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团结起来到明天》等著名影片都是出自他之手的作品。当时的姚向黎才到中年，无论是家庭、心理上都无依无靠，而当时的中国对娶一个寡妇还是有着一定成见的，但赵明表示完全理解姚向黎的情况，在他的诚恳表态下，加上两人的共同语言很多，对彼此也非常欣赏，不久后还是走到了一起。而在当时，国家在艺术方面非常重视培养新生代力量，赵明根据上级指示前往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担任老师，后来又调往北京电影学院做了副院长。受到丈夫影响的姚向黎，加上她此时也不像从前那样满心想着演戏，于是把精力也投入到了培养晚辈人才的方面，于是加入了中央电视台下的少儿业余演出队。几年后，这个队里又开设了一个儿童剧演员班，从小培养那些有艺术天赋、向往表演专业的孩子，而姚向黎作为老师，她当时的学生有蔡国庆、许亚军、钟浩等人，都是后来颇有成就的影视大腕。做演员在行，教演员也在行，姚向黎对待自己的事业向来非常认真负责，她很清楚该如何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也很懂得如何教会他们去平衡自己的优缺点，她从不偏心，对待每个学生的态度都很认真，会为他们量身打造适合自己的表演特色。这些对于蔡国庆等人演艺道路的发展非常重要，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都一致认可当年姚向黎的教导让他们受益良多。在银幕上,姚向黎是好演员。在学校,她也是好老师。但姚向黎却不是一位合格的母亲。姚向黎和赵明二婚后并没有选择要孩子，但她和第一任丈夫韩世翼因为成亲很早，所以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压力是巨大的。当时的演员可不像现在动辄百万、千万片酬，能拿到的也不过勉强的基本工资，为了孩子们和这个家的生活，姚向黎不得不每天拼命工作来挣钱养活他们。但这也就造成了她对几个孩子教育上的缺失，没有父亲、母亲终日忙碌，她的两个儿子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这种情况有时会让孩子出现一些如自闭等倾向，但有时候更会酿成弥天大祸。姚向黎的二儿子就比较内向，他从小都在学校安安心心读书，平时比较刻苦努力，成绩自然也都还不错，但就在他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在考试中发挥失常，只拿到了一个很低的分数。对于心理本就脆弱的他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但由于不知如何排解，导致他很快患上了重度忧郁症。而最小的那个儿子就更是一塌糊涂了，他和二哥不同，对念书毫无兴趣，家里没人管就从小跟着一群流氓混社会，长期的生活就是打架斗殴受保护费等。后来在一次比较严重的冲突过后，他直接被公安机关逮捕，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了好几年的有期徒刑。等到他出狱的时候，是2003年，姚向黎已经78岁的高龄了，或许是觉得母亲亏欠自己太多，小儿子忽然找到了姚向黎，逼迫她将所有的积蓄都交给自己。姚向黎自然拒绝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因为这样的拒绝，她自己的儿子竟然拿起刀像疯了一样直接冲了过来......就这样，已经退休安享晚年的姚向黎被自己的小儿子杀害了，而小儿子也在被警方逮捕之前就畏罪自杀了，姚向黎也再无子女，堪称双重悲剧。4.张平饰演的李敬原和原型李累李累，原名陶晓卒。重庆人。中共党员。1944年毕业于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科。历任中原军区文工团编导，《反攻》《挺进报》编辑，中共川东区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草地》《峨遐》《四川文学》及《戏剧与电影》副主编、主编，剧协四川分会主席。在大搜捕中侥幸脱险，便与邓照明（后任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廖伯康（后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起继续领导重庆及川东地下党，继续编辑、发行《挺进报》，组织“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大游行，开展华蓥山武装斗争。演员张平，1917年11月20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县，原名倪家驹、倪梦良，祖籍山东曲阜，家奉回教。1936年参加雷电剧社。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5队。同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延安“鲁艺”筹备工作,任该院实验剧团业务科长。1945年任东北文工1团副团长。1948年12月，按照东北局加强电影工作的指示，张平随东北文工团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成为东影厂的演员。 1950年，张平在成荫导演的电影《钢铁战士》中饰演男主角我军排长张志坚，这是张平的银幕成名作。最耳熟能详的还数《小兵张嘎》中那个一面削着木头手枪，一面给嘎子讲抗日英雄故事的老钟叔。延安时期，他主演的大型秧歌剧《周子山》获陕甘宁边区演出一等奖；1956年，他主演的《钢铁战士》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国产故事片一等奖以及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1961年，被评选为著名的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86年10月17日，张平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9岁。2019年1月，夫人杜粹远去世，享年96岁。5.稽启明饰演的叛徒甫志高和原型六人甫志高是革命作品中知名度很高的叛徒。甫志高的“甫”在《现代汉语词典》只有一个读音，即“fǔ”，如杜甫，即便用作姓，也只有“fǔ”这一个读音。在该电影中，演员们都将“甫”字误读成了“pǔ”，所以要么是写错了，比如姓浦，要么是读错了，这算本片的几个瑕疵之一。根据曹德权的考证，根据小说作者写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范围及被捕人员情况和“甫志高”的言行看，至少其原型包括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李文祥、李忠良、任达哉六人。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任中共巴县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7年，组织上认为刘国定存在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挪用组织经费，沉迷城市舒适的生活等问题，决定调他到农村去搞工作，他以职权极力反对。刘国定是在“《挺进报》案”中被捕的，特务们最先抓到中共党员陈柏林和任达哉，在两天一夜的酷刑中，任达哉叛变了，他供出了他的上级许建业，党的活动据点被特务们严密监控住了。遂使刘国定被捕和其他十几位中共党员也先后被捕。1948年4月，刘国定到志成公司执行任务，刚进大门就被埋伏在此的特务们抓住了，刘国定因牵涉《挺进报》案被捕后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虽然只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一名交通员，是一名候补党员，但是面对特务们的逼供，刘国定为求自保，还是供出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而李忠良被捕后又出卖了余永安。1948年4月16日，徐远举派特务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将余永安秘密逮捕，余永安又供出了冉益智。冉益智是谁？正是他刘国定的副手、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一被抓就立马叛变，然后当场指认了刘国定的身份。徐远举当即下令对刘国定动刑，刘国定选择了投敌并和特务头子徐远举大谈叛变条件。他对特务头子徐远举说：“我好歹也是一个中共省级干部，你们起码要给我一个处长当。”徐远举应允。刘国定又说：“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我想住进戴笠的公馆中，你们还要给我准备两名女仆。”徐远举虽然有些不乐意，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刘国定的条件。就这样，刘国定开始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卖命，他出卖了大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重庆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甚至波及到沪、宁党的地下组织。徐远举是个相当狡猾阴险的特务头子，他指挥特务住到这些共产党员后，一律押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先过一遍堂，迅速动刑，是硬骨头是软骨头，“老虎凳”下见分晓。这样的结果便造成软骨头酷刑下立即叛变，硬骨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叛变的叛徒又被连续突审，供出未被抓获的共产党员的情况，特务们又迅速出动前往抓捕。被刘国定出卖的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等人被捕后又叛变出卖其他党员，其他的党员中的软骨头又叛变，使这种恶性循环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了严重的恶果，一度时间，重庆地下党的组织几乎处于瘫痪。在《挺进报》案中被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绝大部分在特务们的酷刑中经受住了考验，产生了江姐、刘国志、陈然、许建业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共党员，他们用生命赢得了党的荣誉。叛徒虽然是少数，但其给组织带来的损失却是相当大的。党性人性都丧尽的刘国定，不但出卖了大批川东地区和重庆城区的共产党员，更为恶劣的是，他还出卖了打入国民党军事部门的一批共产党员！这其中的几位同志已是校级军官，已经打入了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因刘国定出卖地下党组织有功，被毛人凤授予军统中校军衔，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但只不过是虚职而已。当时刘国定为了进一步升迁，还专门为特务机关编写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帮助国民党出谋划策。临解放前夕，逃港未成。当时刘国定已经被国民党抛弃，也去不了台湾，刘国定于1950年1月16日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通过向人民政府“表功”，说自己保护了一百多人，企图利用坦白从宽的政策，以此为“资本”逃脱死刑。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对罪大恶极的刘国定公审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冉益智，又名冉启熙，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成都公学（四川大学前身）文科肄业。193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经常撰写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极尽造谣污蔑谩骂之能事。由于酉阳当地王、蔡两大封建派别斗争十分激烈，而冉益智又是王派的骨干，被掌握着当地别动队武装的蔡派逮捕并押送至重庆的监狱。王派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蔡派进行报复，这次事件的主谋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释放出狱。冉益智在重庆关押期间，曾得到同狱的钱瑛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和反共历史，出狱不久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1939年先后任中共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宣传、组织委员，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5月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5年到1946年冉益智在达县女子中学协助组织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爱国进步学生运动和教师罢工示威，1947年10月冉益智从万县调到中共重庆市委任职。重庆市委领导班子由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委员兼工运书记许建业4人组成。冉益智分管学运工作，领导重庆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沙磁区学运特支、北碚区学运特支、女师院支部和各大学、中学党的外围组织。1948年4月，刘国定因牵涉《挺进报》案被捕，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名候补党员，但为求自保，还是供出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李忠良被捕后又出卖了余永安。1948年4月16日，徐远举派特务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将余永安秘密逮捕，余永安又供出了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后，在特务的威逼下，当天即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江竹筠、李青林、李国志等大批党员被捕。为邀功请赏，他和刘国定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提供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规律及情况，被军统视为有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军衔，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此后，冉益智还在徐远举办的特务训练班上，专门讲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规律，怎样对付共产党的学运、工远，怎样发现和捕获共产党员，还煞费苦心地撰写了大量文章：《乡村工作》、《学生运动》、《放手政策》……刊发在保密局的报刊上，供特务们抓共产党员、破坏中共组织参考。12月，冉益智为了争宠邀功，继续向上爬，又说出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1949年1月14日，蒲华辅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川康特委委员华健、荣(县)威(远)党的负责人韩三思、军队党员韩子重、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夫妇、以及因重庆党组织遭破坏，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英等。据资料记载，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被杀害的53人，不知下落（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25人，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叛变投敌的冉益智，重庆解放前夕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家中藏匿，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先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2日，冉益智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解释，结果罗广斌不在。13日他又去江北，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也未找到人。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时，碰见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正苦于找不到立功赎罪的机会，见了冉益智大喜，立即冲上前去将冉益智紧紧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李修凯把冉益智扭送到早些时候徐远举的老巢“慈居”（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关押。1951年2月，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涂孝文，原名万鹏，化名涂汉翔、王果夫、杜谦益，四川省富顺县人。1938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调重庆。后调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由延安派回四川，在万县任中共下川东区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后即向国民党重庆行辕特务头子徐远举出卖了涂孝文。1948年1月，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领导川东游击纵队举行奉大巫武装起义，使敌特十分震惊。由于涂孝文化名杜谦益在下川东领导党的工作，所以在敌特内部，便称川东游击纵队为"老杜的游击队"。当时游击队的武装起义接连不断，大有席卷下川东之势，使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惊恐，谈"杜"色变。当冉益智向徐远举出卖涂孝文时，徐便问冉∶"姓涂的是不是‘老杜’?"冉回答：“就是他。”徐远举立即组织专门的侦捕组，于1948年6月上旬，由冉益智作眼线，乘专轮从重庆秘密来到万县捕人，于6月11日首先逮捕了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左志良先将他关押在自己所住的福源商栈，当晚将他转押到富贵巷4号国民党中统万县区特委会进行突击审讯。敌特一用刑，涂孝文便把下川东共产党的组织情况，从地工委到所属各县的组织和领导人员全都出卖了。其中有地工委委员兼开县工委书记杨虞裳、地工委委员兼川东南岸工委书记唐虚谷、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开县工委委员荣世正，川东临委派来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等20多人。涂孝文在与被他出卖的电影中李青竹的原型李青林审讯对质时被李青林的痛斥，涂孝文一时良心发现萌生悔过之心并向烈士精神学习，涂孝文从此咬紧牙关不再吐露任何信息。由于涂孝文失去了利用价值，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跟陈然、王朴等10人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刑场上，涂孝文跟其他革命者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李文祥，原名李太儒，又名李楚康，1922年出生，四川省（今属重庆市）巴县长生乡人。他在巴县中学读初中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他担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1946年至1947年9月，他改任中 共巴县特支委员，社会职业是巴县长生乡民兴中学训育主任。1947年10月，他调任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以业余戏剧工作者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李文祥是刘国定直接领导的区委书记，他于4月11日到百子巷刘渝明家里时，得知了刘国定被捕的消息，双方约定22日上午再次碰头。李文祥十分清楚刘国定知道自己的住处。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他应该立即转移外地，至少也应该换个住的地方，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既没有及时转移，又没有按时到刘渝明家中赴约，以至于1948年4月22日晚上，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逮捕。徐远举亲自审讯，几次严刑逼供，他经受了考验，坚守了党的秘密，特务无奈，只好将他囚禁于白公馆监狱。可是，随着囚禁时间的推移和对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咏晖的思念，他的意志逐渐动摇了。当特务用计将李文祥押到渣滓洞与妻子见面时，他表现的非常脆弱，妻子却很坚强，鼓励他坚定斗争的信念。李文祥回到白公馆的牢房后，不仅没有听进妻子的鼓励，思想反而崩溃了，竟然当着同牢难友陈然的面悲伤地哭了起来，说：“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对于李文祥思想上的消沉、动摇、悲伤，同牢房的陈然十分担心，虽然多次与其谈心进行教育帮助，但最终却未能奏效。特务则发现了李文祥的变化，掌握了他的弱点，定期让他与妻子会面，在12月中旬的一次会面前，特务威胁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会面后，李文祥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绝望地在牢房中自言自语：“他们要杀我了，真的要杀我了！”并表示他要去自首。陈然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愤怒地说：“你要是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想以自己的生命来制止李文祥的叛变行为。这时，李文祥已不可救药，竟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狡辩：“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他利用放风之机，溜进特务办公室要求“交代问题”。当徐远举得到手下特务关于李文祥要“交代问题”的报告后，大喜过望，他立即亲自与李文祥谈话。被李文祥出卖的有：何柏梁、李温如、李光普、张金声（李思源）、胡子湘、周永林、陈为贤、曾咏曦、程谦谋、曹学惠、周立翔、王为民、刘志俊、杜文博、宋廉嗣、“老伍”等十六人。后来，徐远举又软硬兼施地进一步把李文祥拉入特务的队伍，授予其上尉军衔。其中，何柏梁、程谦谋、“老伍”等三名同志，在1949年11月27日英勇牺牲于渣滓洞的大屠杀之中。1950年，被我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判处其死刑，执行枪决。任达哉，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后，国民党对被捕人员做了审讯记录，任达哉是其中第一个叛变的人。这个人本来就意志不坚定，先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里做联络员，后来脱离地下组织，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但又被军统组织除名。此人随即再回到重庆，并凭借曾做地下工作的经历骗取了组织的信任，再次成为地下组织的联络员。联络员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是掌握了很多人士的联络方式，所以他的背叛让地下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后因为失去利用价值，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枪决于渣滓洞看守所。李忠良，化名李庄，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国誌并由刘国誌介绍入党。1948年4月8日晚，由叛变的刘国定带路，特务直扑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梁山、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量平（李忠良的父亲）。李忠良被捕后，经刘国定对质，身份无法再隐瞒，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死心塌地充当鹰犬，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被授予上尉军衔。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被我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判处其死刑，执行枪决。演员嵇启明于1922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4岁时成功进入镇江县立中学学习。1940年，他加入了长沙的抗敌演剧二队，并在湖南、四川等地区进行了表演。在这期间，他参与了《小人物狂想曲》、《丽人行》、《杏花春雨江南》等多部话剧的演出。1945年，抗敌演剧队进行了重组，嵇启明被纳入了第九队。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在新事物面前》和《思想问题》等多部戏剧的演出。在建国之后，他成为了华东文工团的一员。1949年，昆仑影业公司邀请他参与电影《三毛流浪记》，在其中他饰演了一个店员角色。1950年，他参与了黄佐临导演的电影《思想问题》，在其中扮演李振威这一角色。随后，他成为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员。1951年，他参与了由沙蒙和张客共同导演的电影《上饶集中营》，在其中扮演了王大明这一角色。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继导演干部训练班之后，新创办了一个表演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招生的消息，很快吸引了各电影厂和专业院团取得较大成绩的明星演员们。经过严格的考试，最终该训练班录取了24名学员，其中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于蓝、姚向黎、鲁非；部队院团的王一之、张宏轩、田华、朱子铮、陈铮、张建聆；北京人艺的蓝天野、张瞳；上海人艺的胡思庆、嵇启明、李守荣；上海戏剧学院的徐企平、宋廷锡；天津人艺的刘燕瑾；中国儿艺的方掬芬；湖南省话剧团的朱启穗、宋绍文；中央戏剧学院的岳慎；中央歌剧院的化群；青岛市话剧团的孙正超；辽宁人艺的赵凡等人。也就是说，嵇启明与于蓝、田华、蓝天野、姚向黎、鲁非、张瞳、方掬芬、刘燕瑾、岳慎、赵凡等，都曾是同班同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了近两年后的毕业公演时，嵇启明、田华扮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剧采用朱生豪译本，这是建国后戏剧界献给首都人民的第一个完整的莎剧。1959年，他参与了黄佐临导演的电影《黄浦江故事》，在其中扮演了方振海这一角色。嵇启明后来再次投身于话剧创作和表演，他参与了《枯木逢春》和《难忘的岁月》等多部话剧的演出1964年出演《烈火中永生》中的大叛徒甫志高，就是由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同学于蓝介绍的。他一成名就被迫中断了演艺生涯文革岁月，嵇启明遭受不公平对待并被迫停止一切工作长达20年，感受着现实中的熊熊烈火。在1986年重新登上大银幕后，他参与了孙沙导演的电影《怪圈》，在其中扮演了一名钢琴调音师在1987年，他参与了由常彦执导的电影《夏之雨冬之梦》，在其中扮演了万鹤鸣这一角色到了90年代，嵇启明这位原为话剧演员的人，参与的电影作品相对较少。他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话剧的创意和教育上。这也为我国培育了许多杰出的话剧表演者。他曾在1996年的电视剧《官场现形记》里短暂出演了钱典史这一角色在1998年由游本昌主演的电影《济公游记》中，他扮演了宋太师这一角色嵇启明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演员，还是一名优秀的教师。然而，在电影屏幕上，这位缺乏坚定意志和信仰的背叛者以其出色的舞台表现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因此，多年以后的今天，“甫志高”仍然被视为叛徒的同义词。由此可见，嵇启明老师的演出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嵇启明在2008年因病去世，享年86岁4.赵汝平饰演的陈松林和原型陈柏林陈柏林，男，四川苍溪人，1930年出生。中共党员。14岁时考入苍溪县高等小学，后升入阆中皋飏中学。1946年因家庭贫困辍学回家，经人介绍到阆中植华商号当店员。不久植华商号解散，陈柏林到重庆南泉草堂国专科学校学习，后经人介绍到重庆新群图书公司当营业员。新群图书公司是郭沫若、朱蕴山、邓初民等人创办的，是民盟、民革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联络点。陈柏林利用营业员身份，出售进步书刊，秘密发行《挺进报》。1947年陈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新群图书公司更名为“现代书局”，陈柏林和从前一样出售进步书刊，秘密发行《挺进报》。12月现代书局被查封，陈柏林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办起了“重庆文城出版社”，继续出版发行《挺进报》和革命书籍。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在重庆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中牺牲。时年19岁。关于《挺进报》事件,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 (成岗原型) 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由此放弃了之前“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对敌攻心”的策略或许冒进，渣滓洞脱险的刘德彬事后认为此举是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3月初，收到报纸和警告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大为光火，召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徐鹏飞原型)大骂一通，限期破案。1947年8月里的一天，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接到利用员、草堂学校学生姚仿恒密报：“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带有许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此人谈话中对政府极其不满，估计是共党分子。”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 (郑克昌原型) 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演员赵汝平，193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茌平。1947年10月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七纵宣传队。1952年参加志愿军文工团，是志愿军54军130师文工队队员。1958年，赵汝平加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1959年2月，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了一名专业电影演员。赵汝平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董兆琪执导，赵汝平、李久芳、石存玉主演，1959年上映的《烈火真金》，他在其中饰演了男一号、战斗英雄王志强。60年代，赵汝平在《红鹰展翅》中饰演了马永奎、《碧空雄师》中的林大海、《英雄坦克手》中饰演了王大刚、《岸边激浪》中的刘阿炳、《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饰演了韩燕来、《烈火中永生》中饰演了陈松林等。七八十年代，赵汝平先后主演、参演过《闪闪的红星》《南海长城》《坚守文登川》《归宿》《螺旋》《布谷催春》《职工代表》《少年犯》等影片。但此时，他出演的多是配角了。其中《闪闪的红星》是八一厂在“文革”时期正式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赵汝平得以出演冬子的爸爸。之后，赵汝平还出演过《唐明皇》《三十七公里处》《开拓者》《世外桃源》《庄严的大门》《忠勇小状元》等影视剧。演员赵汝平是本片中几乎没有受到文革冲击并至今仍健在的两位演员之一。5.杨启天饰演的郑克昌和原型曾纪纲特务曾纪纲的档案缺失演员杨启天，1931年8月16日出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武进，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1950年冬，他考入2023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演员班，自此走上了演艺之路。1953年，被分配到北影厂演员剧团。之后，杨启天经历了从北影到长影再到北影的演艺生涯，其电影代表作主要有《董存瑞》《英雄司机》《花好月圆》《青云曲》《冬梅》《十级浪》《甲午风云》《七天七夜》《烈火中永生》《决裂》《反击》等。杨启天最知名的角色除去《烈火中永生》中的特务郑克昌外，还有就是在电影《董存瑞》中，他饰演了董存瑞的好战友、七班长郅振标。郅振标和董存瑞从小就是好朋友，形影不离，他们都强烈希望参军，最终实现了愿望。因为这个角色，1957年，杨启天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演员一等奖金质奖章。1965年，杨启天从幕前转往幕后，执导过《广阔天地里》《南征北战》《春天》《柳暗花明》《侠女十三妹》等影片。杨启天从北影厂退休后，一直醉心于书画艺术，造诣极高，曾经三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书画展。他晚年和夫人李秀慧定居美国。2017年8月1日，杨启天在国外因病离去，享年86岁。6.演员方舒饰演的小萝卜头和原型宋振中宋振中，1941年3月15日出生，乳名森森，别名小萝卜头，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为宋绮云（杨虎城将军秘书）和徐林侠的幼子8个月大时即与母亲同时入狱，因长期营养不良，长得头大身小，被难友们昵称为“小萝卜头”。在狱中，因其行动较自由，常在不同囚室的难友之间，机智传递消息和物品，为革命者在狱中斗争做出重要贡献。因狱方特务不准其外出上学，由罗世文、黄显声将军先后教他识字读书及做人道理，学习刻苦。电影中,小萝卜头放飞了一只蝴蝶,那只蝴蝶象征着他无法获得的自由。“小蝴蝶,你飞吧,快回家吧!你是自由的!”小萝卜头虽然恋恋不舍这位新朋友,但是他不能让小蝴蝶和自己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哥哥和姐姐。1949年9月6日深夜，小萝卜头与父母等同时被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小萝卜头从8个月进监狱，牺牲时年仅8岁，距离新中国成立仅24天，他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重庆解放后，当小萝卜头的遗骸被发现时，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里面握着的，是狱中的老师送给他的那一小截铅笔。除了“小萝卜头”，宋绮云夫妇还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是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1929年七月，徐林侠工作的邳县党组织被叛徒出卖，身怀六甲的徐林侠也被敌人逮捕。当时徐林侠已经快要临盆，又受到了毒刑，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她在分娩过程中多次昏死过去，又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次次化险为夷，终于在监狱里生下了双胞胎女儿振平（老大）和振苏（老二）。后来徐林侠出狱并找到了宋绮云，一家人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这期间他们又有了振西（老三）、振亚（老六）两个女儿，以及振华（老四）、振镛（老五）两个儿子。西安事变后，宋绮云夫妇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把大女儿振平送到乡下外祖母家，其他几个孩子还小，暂时留在身边养育。父母离开不久，外祖母就因病去世了，年幼的振平也不知道父母的下落，她为了活下去，只能去村里的地主家当使唤丫头。地主蛮横恶毒，经常对振平拳脚相加，有时候还放出恶狗咬她，振平的腿上和身上，都留下了毒打和恶狗咬伤的疤痕。连续的毒打让振平生了重病，地主怕她死在自己家里，就用草席一裹，把她扔出了家门。善良的尼姑们收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振平长大后继承父母志向，成为了邳县的一名地下党员。1948年她听说家乡苏北解放了，就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与弟弟妹妹们重逢，并参加了支前工作。1949年振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之后的几十年里她担任过陕西省党委机要秘书、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于1985年光荣退休。退休后她担任《红岩》史料研究会副会长职务，向人们讲述革命年代的英雄故事，唤醒当代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因为退休后仍积极工作，宋振平受到了组织的高度赞扬，江泽民总书记也接见过她。宋振平婚后有两子两女，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宋绮云的次女振苏，和姐姐振平在监狱里一起出生，是名副其实的“监狱之花”。当年徐林侠被特务欺骗，决定带着小萝卜头一起走的时候，振苏带着妹妹振亚、弟弟振华和振镛，一直送母亲走了好几里地，哭着不让母亲离开。徐林侠不许他们再往前走，她对姐弟几人说：“妈妈去个两三天就回来，振苏，你是最大的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振苏含泪答应了母亲，母亲走后她们每天都去村口的大石头那里等着，可一直等到第四天，母亲也没回来，后来就杳无音信了，他们这才知道，母亲回不来了。徐林侠走后家里没有收入，大米很快就被吃完了，弟弟妹妹饿得不行，就哭着摇振苏的衣袖：“姐姐，我饿。”振苏只能给他们讲故事，分散注意力，有时候也会挨家挨户地去要点粮食，要来的食物她自己不舍得吃，都给了弟弟妹妹吃。幸好后来党组织了解了他们的遭遇，派他们的表兄韩瑞光和堂兄宋承震来照顾姐弟四人，这才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西安解放后，振苏加入解放军第一文工团，先后在甘肃和北京朝阳区任职，1955年她与军人崔明鉴结婚，婚后有两个孩子，后来在北京工作。振苏一直很怀念那个没见过面的弟弟小萝卜头，为了纪念弟弟和为革命赤足淌血的革命先烈，她在1962年写下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书。振西出生不久被送给邳县妇联主任程云霞抚养，生活条件比其他兄弟姐妹要好，这也养成了她风风火火，天不怕地不怕的直爽性格。振西读中学的时候，新四军来到了邳县，她听闻后毅然弃学从军，做了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和话务员，参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渡江战役和淮海战役。振西性格刚烈不输于男人，她虽然只是一个医护人员，却在战争中数次浴血冲锋，打起仗来不要命，曾经因为腿部中弹而拒绝治疗，继续冲锋在一线，差点命丧黄泉。她说自己不怕死，每一次浴血奋战，都是在为惨死的父母和弟弟报仇，如果自己真的死了，能去天上见到父母和弟弟，她也是高兴的。这位革命烽火中成长起来的巾帼英雄，1950年入党，在中共华东局、上海市电话局工作，1955年和战士刘鹏结婚，育有一子一女，全家人生活的非常幸福。1992年宋振西光荣退休，她和姐姐振苏振平一样，退休后整理了怀念父母的《忆宋绮云烈士》一书，为青少年做英雄事迹报告，因工作出色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宋振亚是最小的妹妹，父母被捕后，她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读书，1959年毕业于西北师院，在陕西兴平任教，1974年入党，退休后担任咸阳市政协委员。振亚与同窗刘桂森结婚，有两子一女，退休之后和大姐振平同住在西安，姐妹两人经常一起为青少年作报告，宣扬爱国精神，讲述红岩故事。父母失踪六年之后，1947年秋，宋振镛兄妹曾接到从重庆磁器口寄来的一封信，这是由父亲手写的一封家信——信很短，写在一张小纸片儿上。之后，二姐很快执笔给父亲写了三大张纸的回信。不久后，宋振镛兄妹接到了父亲的第二封来信，“爸爸说他和妈妈、小弟弟的身体都很好，什么都不缺，还说弟弟已经上学了。”宋振镛对父亲的话信以为真。后来他才知道，和父亲通信的这段时间，正是父母和弟弟在“白公馆”监狱饱受苦难的时刻，“爸爸怕我们难过，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在这些信中，有一封是“小萝卜头”写的，他的信写在父亲来信的背后，小萝卜头当时不会写那么多字，就用他的铅笔画了一幅画，上面画的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在一起的情景，他在信上歪歪扭扭的写了四个大字“哥哥姐姐”，后面的叹号很大很大。收到信的时候，哥哥姐姐们潸然泪下，这个从小就在牢里长大的小弟弟，该是多么想念外面的世界和亲人！到了快解放的时候，宋振镛兄妹收到了母亲徐林侠的最后一封信，宋振镛回忆：“当时信上的字迹有很多都重合了，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母亲已经病的很重了，她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宋振镛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就进了国家体委当滑翔机运动员，1959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在科学研究院机电所工作，从事军事科研工作，参加过大量国防工业科研工作，是新中国重要的科研骨干人才。宋振镛有二子一女。1979年，宋振镛应全国政协文史办的邀请，撰写父母及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史料，也因此有机会和三姐沿着父母的足迹进行走访，并整理出史料20余篇。1986年，宋振镛还和小说《红岩》中人物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及“白公馆”脱险志士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小萝卜头基金会”，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贵阳、承德，以及“小萝卜头”的家乡立起“小萝卜头”烈士塑像。截至2021年，86岁的宋振镛在全国各地宣讲“小萝卜头”的革命故事6000多场。解放以后，宋振华得知了父母和弟弟早已被害的消息，心中悲愤交加，他愤怒地扯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把它撕成碎片，激动的说：“龟孙子们投降了！”之后他咬破手指，写下“血海深仇一定要报”的血书，报名参军。振华跟随王震将军的队伍，踏上了去建设新疆的道路，担任新疆第五军政治部机要科译电员，1952年入党。1963年，宋振华作为新疆自治区国庆观礼代表团成员，在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主席，并且与主席合影留念。宋振华有三女一子，她从小就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爷爷奶奶的故事，也不要忘记那个最小的叔叔，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你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宋振华在退休后，走访了当年越狱成功的韩子栋，在他的口述下整理了父母和弟弟的资料，写出了6万字的纪实作品《小萝卜头和我的一家》。1963年国庆，因为宋振华回京观礼，宋绮云夫妇6个子女才在北京第一次团聚。由于自幼分开，有几个之前从未见过面。他们像新生入学一样，每个人先报自己的名字，然后介绍这些年来自己的经历……此情此景，令人泪目。演员方舒，1957年9月8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市。方舒外祖父是民国时期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后在南京中央政府任职。父亲是新中国文化部局级干部，母亲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师，妹妹方卉也同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方舒从小就长得非常漂亮，是十足的美人胚子，由于方舒父母工作的性质，能够接触到演艺界重要人士。在1964年，在方舒只有七岁的时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知名导演水华选中，在其执导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反串饰演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1978年的时候，21岁的方舒经过刻苦的努力如愿以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次年，妹妹方卉也以傲人的成绩，如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在方舒进入大学后，与后来在影视界有较高名气的张丰毅，张铁林，谢园和陈国兴是同班同学。因为方舒得天独厚的外形条件和专业的表演基础，在刚进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二年，方舒就被导演看中，与同样优秀的同班同学张铁林一起出演电视剧《有一个青年》。这部电视剧在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获得一等奖。陈国星，出生于1956年5月，北京人，比方舒大一岁，在1978年，陈国星与方舒同一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并且在同一个班级，陈国星因为成绩优异，在班级担任学习委员等班干部职位。后来，陈国星在学习途中发现自己对导演非常感兴趣，便在大学开始自学导演的课程。方舒因为经常拍戏的原因，导致文化课的知识欠缺了很多，在一次表演课文化考试中，方舒的成绩没有达标，老师要求方舒在接下来的补考中一定要成绩达标，不然会严重影响班级的整体成绩和排名。陈国星作为班级的班干部，在知道方舒的事情后，主动帮助方舒补习文化课知识，有一段时间，陈国星和方舒几乎形影不离，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之间渐渐地产生了情愫。在方舒几年的大学生涯，她还相继出演了《勿忘我》《瞧这一家子》《年轻的朋友》等优秀影视作品。1982年，方舒和陈国星从北京电影学院顺利毕业，毕业后，方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重要演员。陈国星被分配到位于湖南长沙的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方舒和陈国星经过几年时间的相处已经习惯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工作以后，长时间的分开让他们感到不适应。后来，在陈国星的努力下，他向单位上级部门申请了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机会，至此，陈国星和方舒又回到了形影不离的生活和工作中。在1984年，方舒受到于本正导演的邀请，参演其执导的电影《日出》。方舒在影片中饰演女主角陈白露。这部影片在1985年上映，影片主要讲述知名女青年陈白露经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逐渐走向堕落，最后，因为内心崩溃而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悲情故事。方舒作为主角，在片中把陈白露这个角色演绎得恰到好处，方舒演绎的陈白露人物的心酸和无助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影片在上映后大获成功。方舒凭借陈白露这个角色在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得最佳女演员的奖项，此后，方舒在演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方舒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她接到央视的邀请担任节目主持人的工作，方舒和妹妹方卉一起主持过央视知名节目《正大综艺》，并且在1986年的时候，方舒和赵忠祥，姜昆等人一起主持春节联欢晚会，并且方舒在春晚用英语来主持，成为用英语主持春晚的第一人。在方舒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陈国星的事业一直平平无奇，没有太大的突破，这种女强男弱的情侣关系让陈国星感到压力，方舒注意到了陈国星的情绪变化，方舒为了稳定她和陈国星的感情，在自己事业正盛的时候，向陈国星提出结婚的想法。于是，在1987年，方舒和陈国星结束了长达九年的爱情超跑，正式结为夫妻。在陈国星与方舒结婚后，他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在1987年，陈国星以导演的身份执导了个人第一部作品《山魂霹雳》，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建筑工人建造我国大瑶山隧道的经历。《山魂霹雳》在1989年播出后，创下了很高的票房，观众纷纷评价这是一部有实际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影片，这部影片在播出后获得国家铁道部门的大力表扬。在方舒和陈国星结婚后，两个人的事业都有着很好的发展，在1990的时候，方舒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方舒和陈国星都感到非常高兴，方舒更是推掉了很多导演拍戏的邀约，选择息影一年在家专心待产。不久之后，两人的女儿出生，女儿的出生给方舒和陈国星的家庭带来了更加欢快的气氛。随着方舒在家息影一年准备接戏复出的时候，丈夫陈国星向方舒提出希望她能以家庭和孩子为重，暂时不要考虑接戏，并且陈国星表示如果方舒愿意的话，自己可以挣钱养她和孩子，希望放舒能够放弃演艺事业，专心经营家庭生活。对于丈夫陈国星的提议，方舒表示果断拒绝，并且方舒不能理解丈夫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不能明白当初那个发誓用生命支持自己事业的丈夫，为何突然间对自己的演艺事业的态度出现如此大的转折。陈国星向方舒表示她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以后不需要再继续拍戏去证明什么，而方舒无法理解陈国星的这个想法，她认为自己对表演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即使自己没有这些名声，哪怕演一个小小的配角，自己也会一直演下去。随着方舒重新拍戏，她和丈夫陈国星之间聚少离多，也因为对待工作和家庭的一些想法不同而慢慢产生隔阂，两个人之间很少见面，即使见了面，也是争吵。在方舒与陈国星感情出现矛盾的时候，在一次拍戏的途中，方舒认识了屠洪刚，屠洪刚是一名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演员。在一部影片中，方舒和屠洪刚饰演一对情侣，两个人有多场对手戏，随着两人拍戏时间越来越长，每天朝夕相处，两个人之间对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在拍戏结束后，两个人以好朋友的身份相处。方舒和陈国星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化解，最终1994年方舒和陈国星协议离婚，女儿和方舒一起生活。至于方舒是抛夫出轨在先，还是离婚后再与屠洪刚交往，这种事，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但是时间线是公开的。在方舒和屠洪刚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方舒未婚先孕。为了腹中的孩子考虑，最后，她接受了屠洪刚的求婚，在1994年与屠洪刚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婚后不久，方舒生下了一个女儿。在方舒与屠洪刚结婚后，方舒用手中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帮助屠洪刚发展事业，在方舒的帮助下，屠洪刚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1999年发表专辑《精忠报国》后，让屠洪刚提高了很大的知名度。随着屠洪刚事业的越来越好，经常需要出去工作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之后，更是有媒体爆出屠洪刚与其他女星有暧昧关系的新闻，这让方舒不能忍受。久而久之，她和屠洪刚之间爆发了很严重的信任危机，最后，方舒和屠洪刚的这场婚姻在维系了八年之后，在2002年以离婚结束。离婚后，方舒与屠洪刚的女儿跟随方舒生活。方舒在2008年参与录制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型专题片《电影往事》之后，便很少参加影视作品的拍摄。方舒的两位女儿在她的培养下，都成长的非常优秀，目前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奋斗者。大女儿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在是传媒行业知名的记者，小女儿和方舒一样喜欢表演，正在为自己的演艺事业而奋斗。演员方舒是本片中几乎没有受到文革冲击并至今仍健在的两位演员之一。7.演员于蓝饰演江姐江雪琴和原型江竹君江姐的原型就是江竹君，影片中也就叫江雪琴。江姐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刚出生时取的小名叫雪琴，从5岁发蒙读书始，父亲给她取的学名叫“江竹君”，到她被捕入狱之前就再没改变过。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华职业学校发给她的修业证书和她随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登记表上，都写的是这个名字。后来换了一个字的“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狱后临时取的化名。但这个化名并没有改变她名字的读音，只是用了一个同音字而已。1939年江竹君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来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当时，21岁的江姐从中国公学附属高中和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也被川东特委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等工作。为顺利开展工作，也为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江姐与彭咏梧假扮夫妻，彭咏梧对外的身份是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职员，他时常打扮得西装革履，出入各大社交场合。“小夫妻”的家在机房街，他们的家也是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地下党组织学习的指导中心。在并肩战斗中，江姐与彭咏梧产生感情，他们从一对“假夫妻”也变成真正的夫妻。1945年，江姐与彭咏梧结婚，婚后江姐继续在重庆协助丈夫彭咏梧工作，负责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的工作。1946年，两人独子彭云出生。1947年底，川东临委根据中央关于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决定由彭咏梧负责在奉节、巫溪、巫山、云阳一带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巫溪旧名大宁，又称奉大巫起义。一同被派组织起义的还有卢光特、刘德彬、江竹筠(江姐原型、彭咏梧妻子)等人，卢光特是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刘德彬与江竹筠是联络员，刘德彬负责与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联系，江竹筠跟随丈夫彭咏梧，负责与川东临时委员会联系。由于起义消息泄露，不得不提前举事，最终失利。1948年1月，彭咏梧率队突围时在巫溪安子山遭遇伏击，英勇牺牲。敌人残忍的割下他的头颅，挑到奉节竹园坪，和其他两位烈士的头颅悬挂在竹园小学的门楼前示众，随后又被挂到中拱桥的卡门上。群众们冒着生命危险拿回他的头颅，不得已将彭咏梧的头颅和身躯分葬两地，直到建国后才合葬。1948年6月14日，江姐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幸于万县被敌人抓捕，便将她转移到了军统渣滓洞集中营关押。江姐在被押送去重庆途中一路上大骂叛徒涂孝文，以此向组织通风报信，使重庆的党组织知道了涂孝文已叛变，了解到下川东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的重大情况。在狱中经历各种酷刑后，难友们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被传诵一时。后来苏联作家彼·里多夫知道了江姐的英勇事迹之后，深受感动，特地为她写了《丹娘——一个游击队女英雄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她的崇拜。敌人用尽了酷刑，软硬兼施也没能从她的口中得知一点情报，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将江姐处死，时年29岁。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曾给丈夫前妻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写下了遗书。为了弄到笔墨，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做成了墨水。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同情这些共产党员的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谭竹安。江姐的托孤信内容如下：竹安弟：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么（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甚（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么（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竹姐八月二十六日彭云的父母彭咏梧和江竹筠是因革命斗争的需要走到一起的。他们先是为了工作需要假扮夫妻，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相爱并结婚。但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彭咏梧已与老家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8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谭正伦带着小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彭云说，谭妈妈对他和哥哥彭炳忠各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住校，政府有些补贴，但是很微薄，谭妈妈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把我们都抚养成人。”刚解放的时候，小彭云大概3岁多，谭正伦还不知道彭咏梧和江姐都已经牺牲，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小彭云到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当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被杀害的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彭云从小就在母亲江姐的光环中长大，与彭云中学同窗六载的卢晓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中学时代的彭云和这位烈士遗孤享受的“特殊待遇”：“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谈到这些细节，如今的彭云一笑置之，但有一件事情彭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我的衣服和眼镜和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在国家的关怀长大的彭云成绩很优秀，在高考时彭云是“四川省理科状元”，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全国高校可以任其挑选。一般来说各省的理科状元都会选择清华、北大一类的顶级学府，但是彭云却选择了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可在第一轮的体检中彭云就因身材矮小而被淘汰，不愿放弃的他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彭云字字铿锵，他细数这一些年在竞赛上取得的成绩，并且也表明自己绝对可以完成各项训练指标。彭云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完成母亲的期盼，这也是他选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主要原因。看到信件后的校长十分动容。通过了解他发现这位烈士后代不仅有着一腔热血，更重要的是彭云的学习十分优异，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通过于校领导们的讨论，决定将彭云作为特招生招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5年以最高分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后分到了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的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她的母亲向自冶，是杨开慧的表妹。向自冶育有四个孩子，分别为：易小冶、易小群、易小丽、易小准。彭云与易小冶的婚姻将中国革命史上两位伟大的女共产党员，两位伟大的母亲再次以另一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据彭云讲述，“谭妈妈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的儿子壮壮出生后她很高兴。1975年在妻子帮助下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1976年，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房子都准备好了，谭妈妈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彭云回国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一家知名的出版社看中了彭云的博士论文，请他担任第一作者，彭云因此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现任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有人问他：“你会加入美国国籍吗？”他突然严肃起来：“我是烈士后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对于回国问题，彭云讲，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对于江姐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遗愿问题，彭云坦言：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彭壮壮在姥爷家里长大，在北京读小学、中学，一直名列前茅。高二后，彭壮壮随父母到美国读书，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后，彭壮壮听从父亲彭云的话，回到北京工作。2011年1月，彭壮壮入职微软中国高层，担任微软“中国战略办公室”首席职务，主要负责微软在中国区的业务战略工作。2020年3月，彭壮壮离开微软加入好未来，担任战略副总裁。自2022年1月1日起，彭壮壮担任好未来首席财务官彭壮壮兼任公司总裁。演员于蓝，出生于1921年6月3日，原名于佩文，于蓝一家曾多次迁徙，直到她8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娶了继母，于蓝就去了沈阳投奔爷爷奶奶。但是1931年，情况恶化，于蓝跟随家人再度迁往北平。1936年，田方在电影《壮志凌云》中饰演一位放弃爱情，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青年农民。那一年于蓝15岁，她从此爱上了田方。年轻的于蓝进入女师学院读书，但由于战争原因，学校关门，于蓝想想要抗日救国。然而，她的父亲不允许，两人甚至激烈争吵，最终于蓝被关禁闭。但于蓝成功逃脱。1938年9月，她和同学赵露在抗日人士的帮助下，带着一大批有激情、有抱负的年轻人，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定居延安后，新的生活开始了。因为对偶像的热爱，于兰决定学习表演。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调入延安鲁艺实验剧团任演员。于蓝和她的偶像田方两人成了同事。田方，当时28岁，任鲁艺艺术部部长。两人互生情愫。结婚前，田方告诉于蓝，他结过一次婚，后来妻子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于蓝表示接受，毅然嫁给了田方。婚后不久于蓝怀孕了，但是因为工作繁忙还要照顾田方的两个孩子，所以于蓝瞒着田方把孩子打掉了。1946年，田放接到新任务，前往东北参加新中国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白衣战士》，这是于蓝从舞台走向大银幕的起点。此后，于蓝参演了《翠岗红旗》、《龙须沟》、《革命家庭》等一系列作品，并在其中有许多精彩的表演。于蓝的演艺生涯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烈火中永生》江姐。电影播出后，江姐成为于蓝的代名词，影响了几代人。文革中于蓝和田方受到巨大冲击，停止一切工作，下放劳改。1973年，夫妻俩才终于回到北京。1974年，田方突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于蓝一夜白头。田方住院期间，于蓝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但现实是残酷的，于蓝没能留住田放。1977年，于蓝被组织派去创办儿童制片厂，1981年，60岁的于蓝成功创办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导演。2020年6月27日，于蓝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8.演员赵丹饰演的许云峰和原型4人许云峰的原型其实是很多个共产党员的缩影，根据小说作者讲，最初的原型是车耀先和许建业。罗世文、许晓轩是后来考证接近小说人物形象的真实历史人物，也是革命先烈。车耀先，男，四川大邑县人，1894年出生。中共党员。早年投身川军，曾任团长等职，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痛愤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后脱离军队开办“努力餐厅”作掩护,从事进步社会活动。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1934年他先后主办了 “注音符号传习班”，给学生讲解时事，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启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立“注音符号促进会”，团结成都四十几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创办了《大声》周刊，坚持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主张，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宣传中心，引导众多有志青年投身于拯救国家民族的事业，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1940年3月国民党借口所谓“成都抢米事件”将车耀先同志逮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1946年8月与罗世文烈士同时殉难于重庆歌乐山下松林坡“戴公祠”。时年四十二岁。许建业（1920年—1948年7月22日），化名杨清，四川省邻水县延胜乡人。1935年考入邻水县立初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救亡歌咏会”、“抗战壁报社”和“抗日移动宣传队”等群众组织，成为抗日救亡宣传的积极分子。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建后的中共邻水特支委员会组织委员，9月担任特支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到重庆大溪河小学任教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运工作。1947年春，密切配合川东党组织准备华蓥山武装起义。1948年4月4日，由于叛徒任达哉出卖，许建业在重庆磁器口茶馆秘密接头时不幸被捕，先后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敌人妄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施以种种酷刑，继而又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相诱，许建业视死如归，威武不屈。后来，许建业轻信监狱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让其担任送信人，不料此人却向特务告密，导致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破坏……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志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2日，许建业被押赴重庆大坪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8岁。许晓轩，1916年出生，名永安，字小轩，江苏江都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5年进入无锡公益铁工厂。1938年铁厂迁到重庆，许晓轩也来到重庆工作，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同志，参加了互助会的活动。职业互助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组织青年学习理论，宣传抗日，促进统一行动的社会团体。互助会中的青年大多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青年运动中都作过贡献。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组织上决定在互助会中发展党员。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因工作的需要，职业经常更换。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国民党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又到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同年的5、6月，川东青委决定创办《青年生活》月刊，许晓轩任编委，负责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刊物《青年生活》的编辑和发行工作。1939年春，许晓轩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0年3月，许晓轩去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开会，会议结束后即被早已埋伏的特务逮捕。先后关押于望龙门看守所和白公馆看守所。1941年10月，又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在狱中他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机智勇敢，多次挫败敌人的阴谋，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大字，展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许晓轩等又被转到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在白公馆由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三名同志组成了临时支部，许晓轩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经临时支部决定，积极进行越狱准备工作。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白公馆。时年33岁。罗世文，男，四川威远人，1904年出生。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学成归国。1929年回到四川，到军阀部队发动武装起义。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宣传部长。1931年任省委书记。1933年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兼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张国焘的迫害，后参加长征。1936年底到达陕北，任红军大学理论教授。1937年底受党派遣回到四川作刘湘的统战工作，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新华日报》成都分社及成都推销处负责人。1938年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诬其煽动成都“抢米事件”，并借机逮捕，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在息烽关押期间，一方面拒绝了特务的招降，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监狱里的条件进行宣传工作，并在息烽监狱自编自印的《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上发表进步言论。在罗世文的领导下，狱中革命者组建了狱中秘密临时党支部，由罗世文任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有组织地开展狱中斗争。1946年7月，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连同其他一些政治犯从息烽转押至渣滓洞。8月18日，特务谎称要将他们转移到南京，蒋介石召见为由，将罗世文与车耀先秘密枪杀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时年42岁。演员赵丹，1915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原名赵凤翱，祖籍山东肥城，2岁时跟随父母迁居江苏南通，赵丹的父亲是赵子超，曾担任北洋军阀营长。由于父亲在南通开设影戏院，受此熏陶，他酷爱艺术。中学时期就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组织过“小小剧社”。16岁时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山水画。其间参加了数家剧社，并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抗日救亡演出。1936年4月25日，赵丹和叶露茜、唐纳和蓝苹（江青艺名）、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了集体婚礼。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充当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主持了婚礼。抗战爆发后，赵丹与叶露茜离开了上海的家，参加了话剧宣传队，共同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由于赵丹看到过杜重远写的一本书《盛世才与新疆》，错以为军阀盛世才真的求贤若渴，就于1939年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人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了新疆，准备在那里开辟新的戏剧事业。谁知一场厄运从此降临到他们头上。因为赵丹在新疆排演了抗日题材的话剧《故乡》，其原作背景在东北，盛世才是东北人，看过后心里很不高兴。谁知赵丹又在另一部剧中扮演一个丑角，形象与盛世才的岳父很相似，这彻底惹恼了盛世才。1940年5月，赵丹和徐韬等人被盛世才逮捕入狱。他在狱中遭受了各种酷刑拷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由于赵丹不招供，就不再审讯他，而改成长期关押在监牢里。赵丹等人被捕后，盛世才不准叶露茜等家属探监，也不许她们离开新疆。叶露茜到处求助也无济于事。直到1943年，盛世才派人用汽车把叶露茜等人送回内地，并欺骗她们说：“赵丹等人都已经被释放了，在路上等着你们一同回去。”她们在路上没有见到赵丹等人，反而得到了他们被杀害的噩耗。叶露茜回到重庆后，顾而己、钱千里、魏鹤龄等友人还为赵丹举行了追悼会，金山在报上又发表了悼念文章。妻子叶露茜悲痛欲绝，本打算以身殉夫，后经好友劝阻，为了女儿赵青和儿子赵茅，叶露茜打消了轻生念头。叶露茜后来遇见杜宣，从此一道参加话剧运动。杜宣作为赵丹的朋友，杜宣与叶露茜1944年结婚。1945年的清明节前后，赵丹费尽千辛万苦逃离魔掌，从新疆逃了回来，但他却得知狱中朝思暮想的妻子已改嫁且怀有身孕。两人重逢时，赵丹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叶露茜：“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叶露茜绝望地回答：“一个家庭已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赵丹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两人就此终结婚姻 ；1947年，在陈鲤庭导演的电影《幸福狂想曲》中，赵丹与黄宗英因成功饰演一对恋人而擦出爱情火花。1948年元旦，赵丹和黄宗英结为伉俪。全国解放后，赵丹和黄宗英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们和孙道临、上官云珠主演的《乌鸦与麻雀》于1949年11月1日上映，荣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一等奖，赵丹和黄宗英各获一枚金奖章。1955年的《李时珍》，赵丹的李时珍从17岁演到70岁，表演纯熟细腻，又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赵丹主演了《聂耳》和《林则徐》，被誉为献礼片的“红烧头尾”。1960年，黄宗英生下儿子赵劲。1965年，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演许云峰，这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1967年12月，赵丹被捕，曾经追求过赵丹而没能成功的“革命旗手”江青为了泄私愤，囚禁了赵丹5年，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在周总理的关切下，赵丹才得以释放，但是“四人帮”仍不放过他，又把他送到上海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3年，一直到文革结束。运动结束后，赵丹还想拍电影。1977年，赵丹专案组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1977年，迎新晚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赵丹复出，首次露面朗诵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但天不遂人愿，原定由赵丹扮演的《鲁迅传》始终没有拍成，北影厂请他饰演《大河奔流》中的周总理，可是厂长对他说，他演总理不合适，大家会觉得是赵丹，不是总理，要换个新人来演周总理。原来是有权的人轻信谣言，提出了赵丹与江青的关系，并反问：赵丹演周总理合适吗？回到上海后，赵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这时，画家富华来了，约赵丹去柳州画画。柳州市委书记黄云同志，特别安排了赵丹的柳州之行。赵丹在柳州住了40多天，竟创作了200多幅字画。他高兴地说："我在柳州获得了第二次艺术青春！"1980年春天，赵丹因上腹部疼痛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检查期间，他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同志的邀请电报，邀请他在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扮演中国棋王况易山。听到消息后，赵丹立刻要求出院，要去黄山修改剧本。可是医生不同意他出院，说要进一步做些必要的检查。医生的态度是赵丹没想到的，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不能出院，是不是生癌了？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动手术；如果不能手术，我立刻就出院，能拍完这部片子也好……"其实，经过各项检查和专家会诊，赵丹的病情诊断已经明确，他患的是胰腺癌，而且已是晚期。赵丹住在医院里，不停地吃药、打针，可是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他心里时刻牵挂着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拍摄，很怕失去这次拍片的机会。不久，华东医院决定送赵丹去北京医院治疗。在北京医院，许多著名的专家为他会诊，希望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挽救赵丹的生命。在病床上，赵丹用艺术家的真诚与坦率，写出了《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第五版。这是他用坚强的毅力和无私的精神写出的，他将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艺术家高尚的灵魂，彻底袒露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1980年10月10日凌晨2点40分，赵丹在睡梦中离世，终年65岁。“人活着或是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这是赵丹的遗言。按照他的遗愿，没有举办追悼会，在北京、上海进行了纪念活动。赵丹纪念大会上播放的是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这也是周恩来生前最喜爱的乐曲。纪念大会的最后，放映了由中央新闻制片厂特地剪辑的影片《他活着——赵丹影片精选》，其中，有1978年赵丹扮演周恩来的试拍镜头，演得真好。黄宗英吞着泪水说："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阿丹去拍夜戏了……"1980年10月27日下午，北京文艺界1300多人，在首都剧场隆重悼念人民艺术家赵丹。追悼会由中宣部前副部长周扬主持，夏衍作了长篇讲话。夏衍在讲话中深情地说："赵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和人民心心相印，一生探索艺术的真谛。半个世纪以来，从舞台到银幕，从正派到反派，从青年到老年，从现代到古代，从配角到主角，从喜剧到悲剧，扮演了古今中外一百多个角色，成功地塑造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属于时代的，属于世界的。他是使我国表演艺术达到高峰的巨匠，他是为我国表演艺术开拓更为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先驱，他是电影戏剧界从30年代到现在我们引为骄傲的最光彩夺目的巨星！2013年12月4日，儿子赵劲因癌症而去世，终年53岁。2020年12月14日凌晨3:28，赵丹的爱妻黄宗英逝世，享年95岁。9.项堃饰演的徐鹏飞和原型徐远举徐远举，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大冶县人。徐远举在当年号称“半壁江山，西南红人”，和沈醉、周养浩一起被称为军统三剑客。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初中。1928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教导团当学兵，后又改编为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徐作为第七期学员在该校学习，1930年毕业，分配到陈诚部教导三师第十一师补充第二团任排长，补充二团改编后任中尉连副。1931年10月该部在江西“剿共”失败，徐便离队回武汉闲居。次年3月，蒋介石举办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徐即赶往南京受训。此间认识郑介民、张炎元，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组织。后经郑介民、戴笠批准，徐调往参谋部（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受训，3个月后，分配到南京通讯二组任组长，兼管邮检工作。此时戴笠安排徐在“复兴社”兼做组织与训练工作。1934年4月调洪公祠特训班任队长。1935年至1938年2月任护送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玛尼回藏，任行署政治指导员，途中升任少校参谋并做情报工作。后因班禅回藏未果，行署撤销。同年3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设青海）中校参谋。1939至1942年7月调往西康军委会西昌行辕任上校组长，兼军统西昌站站长。1942年9月任国家总动员令成都经济检查大队队长，兼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副处长，军统川康区副区长。1945年6月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副处长，1946年5月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北方区区长。1946年7月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1948年3月，徐主持破坏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和市委组织。1949年1月国共和谈期间，李宗仁电令杨元森释放杨虎城。徐远举电示毛人凤，并令将杨转送贵州。8月底，毛人凤到重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等密谋杀害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将杨虎城将军等6人杀害。9月初蒋介石到重庆后电告卢汉抵渝，强令其接受整肃，并派徐为驻滇代表，主持实施。徐当即率特务到昆明，计划捕杨杰，将杨的副官及云南民革负责人陈复光等逮捕，继而逮捕3000人左右，并查封正义等进步报刊及广播电台10余处，又逮捕民革负责人张天放、参议员马伯安等400余人，阴谋借卢汉之手公开枪毙一半，后因卢汉一再拖而不批，这些人才免遭于难。10月，将川东地委负责人重庆《挺进报》编辑陈然、江竹筠、成善谋等重要干部42人杀害。同年11月27日溃逃前夕，徐命令将囚禁于渣滓洞、新世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民主爱国人士楼阅强、张八妹、王自兴、李宗煌、周从化、黎又霖等167人用绳索勒死，因遭到反抗，便用机枪扫射屠杀，并焚尸灭迹，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惨案。同月徐与毛人凤、廖宗泽等组成破厂办事处，经共同策划，密谋布置，于11月29日下令炸毁了重庆9个兵工厂、2个发电厂、1个钢铁厂、1个军械库、1个广播电台，波及民房无数，死伤群众数百人，损失重大。1949年12月，徐远举35周岁生日当天他在昆明被起义的卢汉抓获。1956年集训于中央公安部，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后来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学习改造期间，徐担心自己罪大恶极会被杀掉，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改造战犯政策的感召下，能认罪伏罪。徐远举证实了很多烈士在狱中的表现，并提供了潜伏特务的线索。其间徐远举身患肺结核，政府不惜重金，派专人去香港、澳门等地购买美、英等国生产的链霉素为其治病。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经常到功德林对原军统特务进行逼供，企图搞到整老干部的黑材料，徐远举更是重点关照对象，但是徐远举从来不配合，坚持说，不能无中生有冤枉好人。同时，他将自己犯过的罪行写成了书，后来被出版为《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1973年1月21日晚上同组战犯开会检查缝衣质量，认为徐生产的衣服质量不好，要其重做。徐听后很生气引起血压升高，22日凌晨2时左右开始头痛，3点20分经监狱医生检查，已面色苍白，满身出汗，早5时半送往北京复兴医院抢救。经名医会诊后，诊断为“脑血管意外”收院治疗，下午3时做“腰穿”试验，确诊为脑出血。经抢救无效，于23日零点20分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59岁。演员项堃，原名王象坤，1915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原籍山东德州。中国内地演员，毕业于山东济南师范学校艺术体育科。项堃是他后来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之后所改的名字。1936年，出演个人首部话剧《镀金》，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舞台。1937年时，考进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开始步入自己的演艺生涯。同年项堃进入旅行剧团，而后出演了多部话剧，在《日出》、《雷雨》、《风雪夜归人》等等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被当时的《大公报》冠以“话剧皇帝”的名号，响誉剧坛。1938年，项堃进军合唱团，曾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向当地华侨宣传国内抗战情况，希望他们可以为祖国募捐，出一份华人之力。1940年，项堃返回祖国，在重庆制片厂担任演员。1942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青年中国》并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阮斐。1942年元旦，由阳翰笙做主婚人，项堃与阮斐结婚 。婚后，二人育有三个孩子 ，其中大儿子是王斐力，二儿子是项智力，女儿是王慧力 。结婚不到一年时，阮斐感染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所无法医治的肺结核。时逢国内战乱，物资紧缺，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项堃便抱着她说道：“我是一个孤儿，所以你就是我唯一的家人，即便是为了我，你也要坚强的活下来！我保证，只要我能活着，我就不会让你死去！”在尝试过各种方法，找寻过各个名医后，项堃终于在一个老中医那里，得到了一个偏方，老中医告诉他，这个偏方对治疗肺结核拥有奇效，但是除了一些常见的草药之外，还需要配上猪骨作为药引。有的肉摊子的老板会将剔干净肉的猪骨扔掉，而项堃在知晓这个事情之后，每天都起个大早去肉摊子附近守着，等待有人将不要的猪骨扔出来后，他便赶紧去将猪骨捡起，并带回家中为阮斐煲制猪骨汤药。肺结核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在当时是很多人都避之不及的疾病，但项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便不会被传染。而且项堃在得到偏方时，也了解过该偏方的作用其实就是增强免疫力而已，他虽然知道这个偏方并不像老中医说的那样对肺结核的疗愈拥有奇效，但还是心怀希望去试一试。除了每日需煲制的猪骨汤药以外，项堃还想方设法捣腾了其他营养丰富的食物来给阮斐滋补身子。他认为只有免疫力和身体机能同时得到增强，那再难治的病也有会好起来的一天，于是日复一日，项堃煲这猪骨汤药，一煲便是好几年。大概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阮斐的身体竟在项堃不懈的精心照顾下，肉眼可见地好转起来，她容颜焕发，咳喘的次数也在逐日减少，身体也逐渐恢复了些许气力。之后阮斐怀上并生下了了第一个孩子。由于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项堃找来他们当时的主婚人阳翰笙，在经过一番商议后，几人才终于将“王斐力”这个名字敲定。这个名字里，承载着王象坤的“王”对阮斐的“斐”所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爱意，也寓意着这是阮斐为项堃用尽力气所生下的孩子。后来阮斐又再度怀孕，先后生下了次子王智力和小女儿王慧力。1946年，国民党中宣部电影审委会的高层在南京设宴邀请项堃前来，并给他开出十万两黄金的天价片酬让他出演一个军统军长。本以为当时正处于拮据状态，且因为妻子的病情不断设法增加收入，以便购买滋补食材为妻子养身的项堃会一口应下这个角色，不曾想得到的却是项堃果断地回绝。高层恼羞成怒，便将项堃囚禁起来，之后幸得陈嘉庚的儿子陈共存帮助项堃在外调解各方关系，项堃才得以释放。但此次囚禁，也让项堃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坏人，为他日后的电影生涯所扮演的反派角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47年，主演战争电影《白山黑水血溅红》。1951年，在革命电影《上饶集中营》中饰演国民党军官张超。1952年，在战争电影《南征北战》中饰演张军长。1955年，主演剧情电影《湖上的斗争》 。1957年，主演剧情电影《情长谊深》。1963年，主演剧情电影《停战以后》。1965年，在革命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演徐鹏飞。1978年，主演革命电影《大河奔流》。1982年，与王尚信合作主演以张克侠将军为原型的剧情电影《佩剑将军》，在片中饰演地下党严军。1983年，出演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为背景的剧情电影《火烧圆明园》，在片中饰演顾命大臣肃顺；同年，出演由李翰祥执导的剧情电影《垂帘听政》 。1985年，与胡振浩、周洁联合出演剧情电影《奇迹的再现》 。1988年，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视中心顾问。同年，项堃做了心脏搭桥手术。1990年，项堃爱妻阮斐因直肠癌逝世，享年72岁。199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年，项堃获得第3届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1995年，项堃通过多方资金筹备，准备拍摄一部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东方醒狮》，却因为东南亚金融风暴和洪水暴发，使得已经拍摄百分之六十的戏被迫中断，成为项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遗憾。2005年，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广电总局批授予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2月15日17时45分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10.演员李大千饰演的沈养斋和原型周养浩周养浩，乳名周名达，中学时代名周文豪。1906年10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吴村乡后源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周乾奎，字登庸，号舜卿，武秀才出身，曾任营部稽查官。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受法学院教务长沈钧儒先生的影响，参加了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抗日救国会”。1933年，周养浩由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1941年冬，他出任军统局最大的集中营一贵州息烽监狱的主任，从此时起改名为周养浩。又历任保密局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持区督察室少将主任。1949年12月9日在云南昆明被捕，先后关押于白公馆监狱、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于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释放，后定居于美国。周养浩跟毛人凤是亲戚，论起来周养浩应该管毛人凤叫叔丈人，周养浩休掉发妻娶了毛人凤的侄女。周养浩原本是可以跟毛人凤和老蒋一起坐飞机逃台的，但就是为了他和毛人凤私吞的那一卡车金砖，这才被转机丢在昆明，毛人凤为独吞赃物借刀杀人。1975年，在毛主席的开恩下，周养浩这才迎来了特赦的机会。本来对此起初中央是不同意的，毕竟周养浩的罪行太深，反动立场太过顽固，这样的人出狱了很有可能还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毛主席有两点考虑，一是功德林中只剩下了十余人，工作人员比犯人都多着实没有必要，二是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年纪最小的周养浩都65岁了，如今国内形势早已稳定，他们还能掀起什么风浪呢？就这样，由于毛主席的仁慈，周养浩乘上了特赦的末班车，于当年3月被释放出狱。周养浩出狱后准备去往台湾。为此他先是向上级申请了路费，随后跟随几个老伙计不远万里去到了香港，眼看着就能见到亲人了。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逝世，他的儿子蒋经国，对于周养浩却没有过多的感情，拒绝了他的入台申请。周养浩在香港足足等了小半年，眼见仍然没有动静，他也只好选择了放弃，去到了美国投奔女儿。自从去了美国以后，周养浩就不再接触政治，拒绝任何采访。但直到同为战犯的段克文，在美国写书，大肆污蔑抹黑共产党，尤其是歪曲了对待战犯的事实。那个时候，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名记者的采访。只不过，在记者面前，他的话并不多，他只说，能够与家人团聚，都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1990年，周养浩因病在美国去世。演员李大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曾出演舞台剧《茶馆》，《烈火中永生》、代表作品《同志，你走错了路》11.电影原著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出生于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市）。罗广斌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曾任忠县教育局长、四川大学监学、忠县参议长。母亲作过中学校长。他同父异母的长兄罗广文，曾担任过国军第18军军长、第15兵团司令，是国民党陆军中将。1944年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与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同乡马识途建立了联系，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投身到革命活动当中。不久申请入党。毕业以后，先后到云南建水县教书、民盟创建的重庆西南学院读书，是学生运动的骨干成员。1948年 3月1日，由中共重庆地下学运领导人江竹筠、刘国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8月底回到成都家中，1948年9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家中被捕，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在渣滓洞，他积极参加了狱中战友为庆祝解放战争胜利而筹办举办春节联欢的一系列活动。1949年2月，转囚白公馆后，他参加了发行《挺进报》白公馆版的一系列秘密斗争，得到了许多同志和其他难友的佩服和信任； 7月，特务头子又安排他父亲和他晤面，声称只要他不参加政治活动，即可释放，但罗广斌依旧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广斌用自己的红色被面，和陈然等秘密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迎接胜利，这时白公馆集中营对狱中的政治犯开始进行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特务屠杀到半夜，白公馆只剩下19名难友，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罗广斌顾不得休整，忍着巨大悲痛，为了完成难友们嘱托，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的同志，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两万多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同年年底，参加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出版了《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随后，被分配到团市委工作，并任统战部长。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发表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1958年，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工作，先后任农场党委委员、渔场场长，农场代理场长；同年，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并于1959年2月出版。1959年1月开始，与杨益言合作，在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于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1962年5月，罗广斌和杨益言被调入重庆市文联，专业从事文学创作。

1963年，任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文化大革命”期间，小说《红岩》遭受大量批判，罗广斌遭受迫害。1966年7月中旬，《红岩》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作品”；7月22日，派驻文联领导革命运动的市委工作组动员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交出他们近四年来为《红岩》续篇搜集的资料由市委工作组代管；8月3日，重庆市委在一天内连发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十分明确地给罗广斌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并指责《红岩》是“文艺黑线的正出产品”。文革伊始的1966年8月底，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是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的单位。当时重庆大学的造反派（815派）最为活跃，罗广斌与其接触，对方却以历史问题为由拒绝了他，于是他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南师范学院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事后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北京控告团”并在北京作为代表发言。1967年1月24日，重大造反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在人民小学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造反派夺权，1月底他们向北京发出加急电，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1967年1月31日，造反组织“革联会”【属重庆大学的造反派（815派）】张贴大字报，声称罗广斌的“历史有问题”、罗广斌“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是“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发出通令，就地抓捕罗广斌；2月5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815派的红卫兵秉承司令部的命令，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绑架并抄家，囚禁在位于马家堡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校园（今龙湖时代天街）八一大楼；罗广斌被绑架后，2月6日有学生将罗写的亲笔信送到罗妻手中，但因不知关押地无法回信。7日罗再次送出信件要求其妻给他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看上去似乎是准备长期斗争，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0日 ，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终年43岁。 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重庆新的两个造反派系 815派和反到底派之间武斗升级，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使用武装舰艇的“八八海战”，造成大批成员死亡，全国都陷入空前动乱之中，这件事的焦点很快就转移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罗广斌获得正式平反。1977年，《红岩》得以重新再次出版。1978年，在重庆市政府的主持下，罗广斌的家人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1982年，重庆市有关部门经过仔细地调查，又询问了当年的参与人员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罗广斌确实是被人推下楼而不幸身亡的。当年罗广斌妻子胡蜀兴看到丈夫头上有大伤口，并且结合之前要烟和钱粮票等行为，胡蜀兴认为罗广斌是被谋杀的，还没等胡蜀兴将这些可疑的地方上报给重庆市文联，罗广斌的遗体就被匆忙拉走，草草地火化了。当时罗广斌的家人、杨益言等朋友都认为是他杀而非自杀，罗广斌妻子胡蜀兴和杨益言、刘德彬等人事发后上北京告状，得到不少人支持，并在首都开了追悼会。《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以知情者身份，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在会上发言。到会者振臂高呼：“把杀害罗广斌的凶手揪出来！”张羽的控诉发言被录了音，流传各地；北京纷纷为罗广斌之死打抱不平。于是，围绕罗广斌是“自杀”还是“谋杀”的争论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国内影响重大的事件。罗广斌的哥哥国民党中将罗广文是一员悍将，在抗日战争中有突出表现和重大贡献，日本人叫他铁面阎王。罗广文于1949年12月率部在四川郫县起义。解放后，1955年2月出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1月1日病逝，享年五十一岁。安葬在济南市金牛公墓。罗广文其实很幸运，没有经历后面的大风暴，也没有看到弟弟惨死解放后。1986年11月20日“中美合作所”遇害人员身份正式全部查实，已全部追认烈士。

这是原唱，1965年万馥香领唱《红梅赞》（歌剧〈江姐〉选曲；阎肃词；羊鸣/姜春阳/金砂曲；空政文工团民乐队伴奏）_哔哩哔哩_bilibili

绣红旗那场戏，我从小到大看了不下十遍，每次到江姐她们在狱中一针一线绣出五星红旗时，眼眶就自动发热。不是煽情，是那种明知黎明将至却看不到太阳的悲壮，直击灵魂。这部1965年的老电影，豆瓣7.9分，8.9万人评价，我举双手赞同。赵丹演的许云峰，眼神里全是戏——面对特务头子时嘴角那抹冷笑，太绝了，把文人的风骨和革命者的胆识揉在一起。于蓝的江姐更不用提，柔中带刚，受刑后那双沉静的眼睛，比任何嘶吼都有力量。说个冷知识：电影最初定名《红岩》，周总理看完建议改《江姐》，后来主创从叶挺将军的诗句“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里取了《烈火中永生》这个名字，片名还是郭沫若题写的，光这个渊源，就值得给电影加一层滤镜。但最让我上头的，是那个年代电影人的较真劲儿。北京电影制片厂从1962年开始准备，拍了三年才完成。现在哪部主旋律片敢这么磨？看看现在某些“红色大片”，流量明星堆砌特效，台词假大空，看完什么也没记住。反观《烈火中永生》，没有华丽的场景，渣滓洞的阴暗潮湿光是看画面就能闻到霉味，但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词都扎扎实实地砸进心里。有人可能会说它政治宣传味太浓，但我不认同。信仰这东西，在那个时代就是活生生的人用命换来的。许云峰在牺牲前对江姐说“我们的血不会白流”，这种台词要是搁现在电影里我肯定翻白眼，但赵丹说出来，我就信了。因为你知道，现实中的江姐们真的那样走过。豆瓣7.9分我觉得低了，可能是年轻观众不习惯这种叙事节奏。但如果你愿意静下心看，那种“在烈火中永生”的震撼，远超任何爆米花大片。强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