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世家音羽屋第六代传人尾上菊之助因演艺功底不佳,遭父亲菊五郎否定,亦不受师兄弟与观众认可,却只得到周遭的虚伪奉承。唯有女佣阿德敢于直言其不足并真诚希望他进步,菊之助深受感动,视其为知己。两人的友情引来猜疑,导致阿德被辞退。菊之助伤心寻访阿德,最终不顾世俗眼光与她结为夫妻。
由松竹映画制作,沟口健二执导,川口松太郎、依田义贤担任编剧,改编自村松梢风的同名小说,主创启用多名舞台剧演员出演核心角色。
1939年10月10日在日本上映,后续先后在美国、阿根廷、中国香港等地区展映,目前可在腾讯视频等平台观看。
今天是日本影史最伟大导演之一——沟口健二诞辰122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一辈子在作品中为女性发声的电影人。
如果只用一个字来概括沟口健二的电影,非“侧”字莫属。由题材至运镜,从构图到氛围,无不透现着一种含蓄而婉转的“侧描”美学。沟口健二的作品,大抵以女性作为主人公,涵盖古今时空,历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大部分女性都逃不出失去自己的“正面”、沦为男性的“侧面”的宿命——在家庭里,她们唯有“侍奉在侧”,以便扶立出男人的“光辉正面”;在社会上,她们只能自愿或非自愿地成为男性的玩物,遭侮辱,受损害,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一侧。与旧日女性命运相一致的是,在沟口健二的电影中,最常出现两类女性形象:一种是为了身边的男性而自我牺牲、默默奉献的卑微女性。另一种则是迫于生计以艺妓或妓女为职业的女性。
第一类女性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残菊物语》(1939) 中的女佣阿德,在其他人一面夸赞歌舞伎世家传人菊之助的演技时,只有她敢于直接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菊之助由此对她好感大增,两人日渐亲密起来。之后,由于风言风语与菊之助父母的反对,阿德被辞退,她便不再与菊之助见面,生怕影响他的前程。菊之助一气之下决定和阿德私奔,寻求自立门户的机会。他们先投靠了大阪的剧团,阿德日日赶工针线活维持生计,并卖掉了自己值钱的东西,只为了给菊之助买一个排演化妆用的梳妆台。但好景不长,剧团老板因病去世,菊之助遭到解雇。两人只得跟着一个巡回剧团走了。此后整整四年时间,菊之助都只能做一个串乡的流浪艺人,阿德则不离不弃,忍受苦厄,全力照料着菊之助的生活。然而,巡回戏班经理突然跑路,阿德也因穷困和劳累患上了肺病。这时,二人得知东京的剧团要来名古屋演出,阿德便独自向剧团老板求情,老板终于答应给阿德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而他提出的条件正是阿德来之前已下定决心答应的——若菊之助演出成功,阿德就必须与其分手。最终,菊之助因其四年中的艰苦磨砺而大获成功,他的家人也终于接受了阿德。但就在剧团举行庆祝仪式的那天夜里,阿德溘然长逝。为了菊之助的事业,她就这样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其他典型的角色还包括《白绢之瀑》《折纸鹤的阿千》中为爱人不顾一切直至死灭的女主角,以及《山椒大夫》(1954) 中为了让哥哥成功逃出奴隶主掌控而自尽的安寿。
与此同时,沟口健二也拍摄了不少描写艺妓或妓女的电影,如《夜之女》《谣言的女人》《祇园歌女》等。这些女性大多也是善良而温润的形象,但也有例外,《祇园姊妹》(1936) 讲述了一对艺妓姐妹花的故事,姐姐看重情义、温柔忠诚、逆来顺受,但妹妹则圆滑老道、自私而精明、不重感情只看钱,但纵使如此,她也依旧没能挣脱出传统男权社会的网罗。沟口的遗作《赤线地带》(1956) 则是一幅饱含深情的青楼群像谱:五位妓女身上汇集了多种苦难,无论是为了生病的丈夫、债台高筑的父亲、生活拮据的儿子还是离家争取自主权,每一位女性似乎都注定要历经蹉跎,在误解与歧视的淤潭中泥足深陷。
这两类苦楚的女性角色,都凝聚到了《西鹤一代女》(1952) 的女主角阿春身上。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似乎注定要承受无数女性的所有苦难,但心灵却终究纯澈。影片中,阿春一共经历了十个阶段的创痛:因与“下等人”的亲密关系而被驱逐;被领主选为妾并当作生殖工具,用完即弃;被父亲卖入高级妓院,遭遇制造假币、自认“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骗子;得以赎身后去做女佣,却逃不过闲人的蜚短流长、太太的嫉恨(女性压迫更弱势的女性)与男主人的好色;在阶段5,终于和开扇子店的忠厚男子结婚,但不久丈夫却死于非命;入寺为尼,却遭男人索衣纠缠,被侵犯后还要被逐出庙门(性侵受害者反被污名化);被偷走主人钱财的男人强迫私奔;沦为街头妓女,被老男人们当作反面教材嫌弃与嘲弄;贫病交加中被新当上领主的儿子收留,却被其视作耻辱,失去人身自由;最终九九归一,再入佛门,流浪化缘终老……世事变幻无常,唯有女性的悲怆命途永无尽头。
与黑泽明对剪辑的倚重不同,沟口健二特别偏爱长镜头。他认为,一个场景最好只用一个镜头、一气呵成地呈现出来,即“一场一镜”的美学风格。我们知道,另一位日本大师导演小津安二郎也常常使用长镜头,但在小津安二郎中后期的影片中,几乎看不到镜头的运动,摄影机全程保持固定机位,凸显出一个“静”字,东方式宁谧而质朴的气息渗透其中。与此相比,沟口健二的电影则兼具“静”与“动”的魅力,既有近似于小津的“榻榻米机位”静止镜头,又不乏游移慢摇的运动长镜头。而最为人称道的标志性技法,当属沟口独创的开放时空观——在单镜头内无缝变换时空(这一修辞策略后为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发扬光大)。在《雨月物语》(1953) 结尾,“男主角回到了历经战乱的村庄,此时,他的妻子已经被杀死了。在前一个镜头中,男主角走进空无一人的废弃的旧房子,当镜头跟随他摇出房间再摇回来时,我们看见他的妻子居然坐在屋子中央,正在生火做饭......在下一个固定镜头中,妻子坐在门前缝衣服,时间是晚上,过了一会,我们看见阳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一个镜头就完成了晚上到白天的转换。”[1] 摄影机就这样在缓慢摇移中打通了时间的壁垒,虚幻与现实如此暧昧而迷离地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沟口健二的长镜头往往以远景和全景为主,极少使用特写镜头(这一点又与黑泽明的电影大相径庭)。摄影机默默远观着世间百态,配合渐次横移的运动镜头,恍若一幅徐徐铺展开来的卷轴画。人说,沟口的长镜头就像河流一样漫长、悠远,缓缓流淌。这是一种十分含蓄、间接、优雅的镜头语言,流畅自然,并不炫技(不特意观察,你甚至感觉不出运动长镜头的存在),技法只是悄悄推动着叙事,镜头运动与故事演进融于一体,实属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构图上,沟口健二也喜欢婉转侧视的方位。这一点在《残菊物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拍摄室内戏时,摄影机多与门框或墙面构成约45°的斜角,不同墙面间的交界线常居后景中央,纵深感极强,这种面向侧方的斜角构图与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的正面垂直或平行的构图迥然不同。例如,在小津的代表作《晚春》(1949)和《浮草》(1959)的大部分镜头中,摄影机均垂直正对着门、窗或墙面,换句话说,银幕画面与门、窗或墙的所在平面保持平行。而在黑泽明的《用心棒》中,几乎所有镜头都处于垂直机位,无斜角,从而营造出删繁就简、大开大合的美感。此外,沟口健二电影中的人物也大多不会正面朝向镜头,而是侧对摄影机,这也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垂直或平行于墙面门窗坐卧,很少会长时间斜对着它们。室外戏方面,偶有近似中心对称或垂直纵深的构图,其余时候以街道上的横摇跟拍长镜头为主,人物在大部分时候同样保持着侧对摄影机的位置。
非对称、非平衡的构图也贯穿于沟口健二的作品序列,尤其是远景中的门框镜头:摄影机同样斜对着门框,且常常是一边门框位于画外,而另一边不仅门框在画内,还遮挡住了画面的一部分。这种前景被半遮掩的构图,亦与影片中半隐半现、半遮半露的门帘、纱幕或屏风相得益彰,凝结成独属于日本古典内室设计的朦胧美学。此外,在转场方式上,沟口健二钟情于叠化或门廊镜头。叠化使时空的转换变得柔和而平滑,而室外的门廊镜头(即正对着某一通道或门廊的不完全对称构图,角色在其间行走)也不失为一个缓缓过渡的方式。凡此种种,皆构成沟口健二间接而含蓄的影像风格。
这一影像风格的另一组成要素,便是一种水汽迷蒙的画面氛围,一种似雨似雾又像纱的氤氲之美,一如沟口名作《雨月物语》的雾中泛舟场景,如此朦胧而沉婉,不由得让人想及秦观的词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其后的《近松物语》(1954) ,亦有在雾气弥漫的湖上泛舟的段落,如梦似幻。即便没有类似场景,沟口健二的不少电影仍浸染在一片朦胧的气韵之中,再配上全景或远景的调度,你甚至常常看不清人物的面容。好在沟口的故事并不复杂,人物关系分明,所以倒也不会辨识不清。
与这种迷离而婉转的气息相契合,沟口的作品中也总有适度的留白与画外空间。以《山椒大夫》为例,影片中多次出现奴隶主用烙铁惩罚逃跑未遂的奴隶的场景,还有挑断脚筋的段落,而受难者均处在画外,我们未曾亲眼目睹这一惨象,唯有凄楚而痛苦的尖叫犹然回响在耳畔。影片中另有一个唯美而伤痛的段落:竹林掩映,雾气弥漫,昔日母亲凄婉的歌声萦绕耳边,为保哥哥逃亡成功的妹妹安寿决意自尽,缓缓步入湖中,及至画面一切,徒留几圈涟漪泛起。
不过,沟口健二的美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渐次演进出了多种变式因素,几曲变奏愈发交缠期间。比如,沟口电影中的舞台剧场景,往往并不遵守“一场一镜”的旨趣,反而会从多种角度拍摄,切换不同机位。毕竟,若坚持使用固定长镜头来呈现舞台剧,未免有些过于原始和单调了,无法发挥出电影的多样性。此外,沟口的“一场一镜”和婉转的侧描美学在1930年代时便已成型,在《残菊物语》中呈露得最为纯粹完整,但在后期作品中,这一风格一定程度上被削减、弱化了。剪辑的频度逐渐提升,大景别镜头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特写与正反打崭露头角。构图上,斜侧方与非对称不再是颠扑不破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不少正面和对称的构图。在他的遗作《赤线地带》中,连配乐也变得诡异古怪,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或许,这也和这部影片的现时性有关——直接反映二战后日本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若完全沿用旧有的含蓄美学,容易显得不伦不类。
最后,沟口健二的作品中并不缺乏直白、直露的台词,他经常给予人物控诉时代体制的机会。早在1936年的《祇园姊妹》中,身为艺妓的妹妹便多次道出女性完全受制于男性的社会境况。《西鹤一代女》里的下等武士因与贵族家的女佣相恋,被处以死刑,在引颈就戮时高声道白:“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所有人能不分地位的自由恋爱。” 《山椒大夫》中爱民如己却遭贬谪的男主人公不断叮咛儿子:“没有了怜悯心,人就会成为野兽。就算自己再困难,也要宽怀待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也正是沟口健二的可贵之处:纵使孜孜以求含蓄蕴藉的东方古典美学,他也不曾压抑直抒胸臆的愿望,不断呼吁着不同性别、不同阶级间的平等互爱。无论拍摄风格如何演变,他也没有失掉为饱受磨难与不公的女性发声的初心。注释: [1] 康迪,安哲罗普洛斯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5首发于公众号【冰红深蓝电影】,一起看佳片,赏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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